摘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对于城市历史进程或城市化的研究多遵循线性演变的逻辑，也就是城市人口增多、空间扩大的城市发展史，关注的是描述性的统计分析，低估了行动者及其行动的重要作用。都市人类学视阈下的城市变迁研究得以对城市的时空进行解构，透视城市内街道、建筑物、纪念碑、基础设施等城市场所或部件的符号力量与文化意义，有助于从动态实践的角度深入理解城市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基于此，本文将目光聚焦在人口多达两千万的拉美最大城市墨西哥城，在梳理19世纪末以来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及其周围区域在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空间区隔、景观设计、人文休闲、商业开发等方面变迁的基础上，试图展现官方话语下的构想空间与当地居民自下而上的抵抗之间的张力，为理解城市史提供一种“人”与“城市”双向建构的新视角。

　　关键词：墨西哥城；都市人类学；城市史；城市变迁

　　作者： 李音，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讲师。

　　一、引言

　　墨西哥曾孕育了奥尔梅克（Olmec）、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玛雅（Maya）、阿兹特克（Aztec）等众多印第安文明。14世纪初，阿兹特克人从其发源地阿兹特兰（Aztlan）一路向南迁徙至墨西哥的中央谷地，选择在特斯科科湖（Texcoco）的北面和南面分别建造了特拉特洛尔科（Tlatelolco）和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México-Tenochtitlán），两座城市彼此独立，通过水渠相连。数个世纪之后，当年的两座城市已经发展成为占地约148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过900万的墨西哥城，[1]同时，墨西哥城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以美、德、法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迅速上升，并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高度的城市化，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墨西哥城也不例外。以国家为主导的城市向外扩张与中心城区的加速衰败使得墨西哥城始终保持着一种撕裂的、两极化的特点，这也吸引着许多的学者将墨西哥城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城市研究，涉及的主题包括城市历史变迁、城市规划、贫穷与边缘化问题、城市社会运动、城市环境、性别及文化研究等。

　　加尔萨（Gustavo Garza）和沃德（Peter M. Ward）分别关注墨西哥城从16世纪至19世纪以及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发展，考察了墨西哥城的人口增长、空间扩张、住房环境、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变化；[2]一些学者从城市史的角度切入，着重探讨了迪亚斯时期（1876—1911）墨西哥城的历史演变，迈克尔·约翰（Michael Johns）运用官方资料、报刊资料及学问作品生动地展现了世纪之交的墨西哥城的典型特征及其投射出的民族性格；[3]特诺里奥-特里洛（Tenorio-Trillo）以散文式的写作风格阐述了墨西哥自迪亚斯独裁时期以来在政治制度、大众文化、建筑、语言、文学、艺术等方面所经历的改变，种种改变隐喻着不同阶层的墨西哥人对于现代性的寻求与抵抗，通过首都墨西哥城的重塑得到了充分的外化与彰显；[4]汪艮兰等在此基础上探究了美国的资本如何在墨西哥政府的支持下有力地推动了墨西哥城的早期现代化进程，并指出该阶段墨西哥城的城市变革（或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力作用的影响；[5]更多的学者从宏观层面考察了墨西哥城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及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6]但上述研究多注重“城市人口增多、空间扩大的线性发展史”，较少从大都市居住者的内部视角出发，理解城市发展过程中人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7]

　　还有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墨西哥城的动态变迁与发展。杜豪（Emilio Duhau）等以当代语境下的墨西哥城为研究对象，运用都市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描绘了城市居民在不同空间里的日常生活体验，揭示了墨西哥城看似混乱的空间设置背后的秩序与逻辑；[8]曼迪（Barbara Mundy）运用了原住民留下的文献资料，通过探究墨西哥城空间的延续性及其与居民日常生活的交叠，强调了原住民精英在殖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为理解墨西哥城这座建立在特诺奇蒂特兰废墟之上的殖民城市的早期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9]尽管上述研究与本文涉及的历史时段有所不同，但依然为本文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鉴于此，本文将目光聚焦在19世纪末以来的墨西哥城城市史，从都市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尝试探讨在一定时空框架下不同行动者与城市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一种人与城市双向建构的大都市历史观。

　　二、将“城市”作为过程：人类学都市研究的新视角

　　自19世纪中后期西方人类学学科体系形成以来，以泰勒《原始文化》、摩尔根《古代社会》等早期经典作品为代表，人类学被定位为对于原始社会、人群及其文化的研究，并与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0]然而，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现代社会的发展对专注于“部落社会”“古代社会”及“传统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善于反思的人类学家也逐渐意识到，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似乎太过狭窄单一，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索撒尔（A. E. Southall）在1989年底于北京举行的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将人类学的兴趣局限于小型、孤立、非西方、一般属国家出现前阶段的社会，这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11]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现象、新事件，作为人类学一门独立分支学科的“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在20世纪70年代的正式诞生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学学科自我完善、自我丰富的重要体现。

　　在此之前，更多的社会学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出发围绕城市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其中，以帕克（R. E. Park）为首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结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都市研究最具有代表性。芝加哥学派主张将“城市”理解为动态的、流动的社会“实验场”，而不是静止的、任人摆布的“人工构筑物”，其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从生物学的角度分析城市的结构功能与人口运动、社区组织、社会组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入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进入新的阶段，产业、资本与高收入群体的外迁导致了主城区的空心化，城中心的失业、贫困、暴力与犯罪问题迅速滋生，城市生态学框架下城市会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实现某种平衡的观点显然无法很好地回应日益严重的城市社会危机。一些学者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卡斯特尔（Castells）、哈维（Harvey）等人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试图将阶级矛盾与资本累积引入关于城市问题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列斐伏尔（Lefebvre）提出了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理论，强调从“空间实践”“空间表征”以及“表征空间”三个维度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实现对于“空间”的操纵。[12]

　　从20世纪初期芝加哥学派开创“城市生态学”研究的先河，到五六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针对城市危机提出的政治经济学思考，一方面，城市社会学的议题从社会整合转向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冲突；[13]另一方面，将城市内部的社会冲突归因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做法忽略了文化的、阐释的、实践的维度。基于上述状况，人类学的理论及方法在某种程度上为“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开始转向对于城市社区的微观研究；同样地，“都市人类学”在20年代的兴起以及在70年代的形成也受到了“城市社会学”的深刻影响。

　　相比于社会学家而言，人类学家更加关注城市所具有的文化职能。与城市社会学家将城市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不同，人类学家往往将都市作为某种特定的场景或“场域”，将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民族志方法运用到对于城市里的族群关系、社会网络、互动结构、日常实践、符号系统、行动机制的考察。于是，“乡城移民”（ruralurban migration）、城市贫民窟或“城中村”（the urban village）、族群认同（ethnicity）、非正式制度等现象作为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成为20世纪50—70年代都市人类学家的主要关注点。[14]在此期间，学界也涌现了一系列经典的城市研究著作。例如，首次使用“参与式观察”的调查方法对城市底层群体及其社会结构进行考察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1943）；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贫穷文化”（poverty culture）并提出贫穷的代际传递问题的《五个家庭：墨西哥贫穷文化案例研究》（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1959）；从微观层面揭示城市贫困群体鲜为人道的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泰利的街角：一项街角黑人的研究》（Tally’s Corner: A Study of Negro Streetcorner Men，1967）；关注乡城移民如何利用族群认同以适应城市环境的《非洲都市中的风俗与政治》（Customs and Politics in Urban Africa，1969）；等等。1972年，《都市人类学》（Urban Anthropology）杂志正式创刊，1979年，在美国人类学会内部成立了都市人类学会（Society for Urban Anthropology），都市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然初具雏形，人类学家对于城市研究的独特贡献也获得了各方的认可。[15]

　　都市人类学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了对既有研究的反思，扩展了全球化的视野，将都市的研究置于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中。[16]同时，受到全球主义的影响，都市人类学家将研究的对象扩展至世界各地，也开始关注“世界城市”（World City）或“全球城市”（Global City）[17]的空间变革、阶层流动、社会融合等问题。美国人类学家赫兹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和罗马）进行了长达40多年的田野工作，运用民族志手段阐述了精英阶层代理人如何通过操纵“历史遗产”建构和重塑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进而推行一系列旧城改造措施，由此揭示了精英话语与日常实践的巨大脱节。[18]赫兹菲尔德的研究将“历史”或“历史遗产”作为连接国家与民众的关键纽带，具有人类学与城市史相结合的跨学科倾向，尽管如此，大部分都市人类学研究并未能突破共时性局限，换言之，在都市中进行“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尝试和努力是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此外，以往的都市人类学研究更多地将城市作为“场所”，考察的是“城市里的人或事物”，本文选择转换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结合墨西哥不同历史阶段的主流社会思潮，将城市作为“过程”考察“城市与人或事物”的互动关系。

　　三、重塑墨西哥：波菲里奥和平时期的城市面貌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墨西哥城的前身其实是一座建立在湖心岛之上的城市——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作为阿兹特克帝国的首都，当年的墨西哥—特诺奇蒂特兰便位于如今墨西哥城的“历史中心”（Centro Histórico）。尽管这片区域的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但几乎构成了19世纪之前墨西哥城的整个都市地区。[19]当时，刚刚获得独立的墨西哥国家正在经历着一系列的冲突与变革，墨西哥城的人口迅速膨胀，但城市的面积并没有大幅度的增加，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波菲里奥和平时期”（Porfirian Peace），墨西哥才逐渐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

　　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独裁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墨西哥城现代化的举措。作为墨西哥城的“心脏”，“历史中心”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中心，也是资本和权力的聚集地，迪亚斯时期的上层精英对于墨西哥城的现代化改造便是以“历史中心”作为起点的。从宪法广场（Zócalo）出发，沿着19世纪60年代修建的旧金山大街（Avenida San Francisco）和华雷斯大道（Avenida Juárez）来到改革大道（Paseo de la Reforma），沿途可见阿拉梅达公园（Alameda）、卡洛斯四世雕像、哥伦布纪念碑（Monumento a Colón）、夸乌特莫克纪念碑（Monumento a Cuauhtémoc），最后到达查普尔特佩克城堡（Castillo de Chapultepec）。进入20世纪之后，迪亚斯政府对于“历史中心”公共工程的投资仍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在1910年。这一年对于墨西哥国家及其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墨西哥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1910年不仅见证了墨西哥独立运动的百年纪念，也见证了墨西哥革命的爆发。早在1907年，波菲里奥·迪亚斯政府专门成立了国家百年庆典委员会（Comisión Nacional del Centenario），负责策划筹办墨西哥独立运动的百年纪念活动，成千上万的庆典活动提案纷至沓来，大部分贵族精英的提案得到了委员会的通过。[20]1910年的9月更是见证了城市现代性如何通过空间展现的方式实现了对于墨西哥城的又一次改造，其中包括新修建的剧院、展览馆、多所小学、师范类院校、现代精神病院拉卡斯塔涅达（La Casta?eda）、国家监狱莱康贝里宫（Palacio de Lecumberri），分别在1910年9月16日和18日正式落成的独立天使纪念碑（Angel de la Independencia）和胡亚雷斯纪念碑（Hemiciclo a Juárez）以及在9月23日启动修建的新立法宫（Palacio Legislativo）[21][22]。可以看到，墨西哥独立的百年庆典活动加速了墨西哥城的现代化进程，这座城市在市政设施、市容秩序、公共卫生、城市美学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这些建筑物及纪念碑以一种醒目的方式实现了迪亚斯政府专制统治的合法化，也强化了政府对于社会大众的控制。不仅如此，迪亚斯政府还下令对宪法广场、莫奈达13号街（Calle de Moneda 13）、莫奈达之家（Casa de Moneda）等纪念性建筑物和历史遗产进行修复和保护，同时大兴土木，修建了包括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国家艺术宫（Palacio de Bellas Artes）、拉丁美洲塔在内的大型建筑物，进一步凸显了“历史中心”作为墨西哥现代国家以及政权象征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期的现代化举措还包括在市中心的周边区域设立各种现代化工厂，将城市土地纳入国有财产的范畴并开放国家与私人投资者之间的土地交易，以及将墨西哥城划分为25个“新区”（colonias），其中以罗马（Roma）、胡亚雷斯（Juárez）和康德萨（Condesa）为代的“新区”位于城市的西侧，该片区域是以巴黎、伦敦、纽约等现代欧洲城市作为模板进行规划与建设的。与此同时，迪亚斯政府实行鼓励外国投资和移民垦殖的政策，贸易的开放与技术的发展使得墨西哥城的商业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因此，城市的就业机会快速增加，女性从业者人数不断上升也成为墨西哥城早期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23]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乡城移民纷纷涌入墨西哥城。由于无法负担宪法广场西侧片区高昂的租金，该部分人群便自然地“流入”或被无奈地“推向”宪法广场以东的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贫民街区包括格雷罗（Guerrero）、拉梅尔塞（La Merced）和特比多（Tepito）。自19世纪末，数以万计的农民被墨西哥铁路、地产、矿业等公司驱逐出自己的土地，这些背井离乡的人群也搬进了位于墨西哥城东侧的拥挤地区。这些地区曾经坐落着殖民时期的学校、修道院、小型公寓或仓库，在早期城市化过程中逐渐沦为生存条件恶劣不堪、缺乏基础服务与设施的“棚户区”或“贫民区”，随处可见的是简易的土坯房、木棚屋或单层砖房。[24]

　　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墨西哥的城市面貌，一方面，新的街道使城市不断向周边发展，墨西哥城也在这一阶段实现了迅速扩张，城市人口从1858年的20万上升至1910年的40万，城市的总面积则增加至40.5平方公里。[25]根据“平版印刷公司”（Compa?ía Litográfica y Tipográfica）于1907出版的《墨西哥城地图》（Plano de la Ciudad de Mexico）可以看到，与18世纪、19世纪相比，20世纪初的墨西哥城总面积大幅增加，区块之间有了较为清晰、明确的分隔，这些划分也标志着街区或社区边界的产生。“新区”与其他居住区的分化将墨西哥城与邻近的村镇各自连接，形成包括圣安格尔（San ángel）、特拉尔潘（Tlalpan）在内的行政辖区（Delegación），原来的牧场、农庄、村社（ejido）、河流和运河不复存在。联邦区规划委员会（Comisión de Planificación del Distrito Federal）等专门的机构和城市规划法也相继得到了建立。[26]另一方面，以宪法广场作为城市的中心，墨西哥城被切割为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统治阶层与社会精英不断向西移动，刻意模仿巴黎香榭丽舍大道建成的改革大道（Avenida de la Reforma）、宪法广场西侧出现的一座长条形的商业拱廊以及一片充满现代气息的居住区，以及有意设计的商业场所、咖啡厅、法式花园等无一不在彰显着统治阶层与精英人士对于欧式花园城市的美好想象。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资本家掌握着迪亚斯时期墨西哥的国家经济命脉（铁路、采矿行业），而大部分的生产经营场所（杂货店、服装店、屠宰场等）则归属于西班牙人、德国人、法国人等外国经营者。有学者指出，这种将墨西哥城划分为贫穷东部与富裕西部的做法往往被理解为对于城市阶层的深刻分离，墨西哥城在城市形态、居住环境、阶级构成、生活方式、财富分配等方面呈现出越发明显的两极化特征，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墨西哥人矛盾、割裂、不安的民族特性。[27]

　　需要看到的是，波菲里奥和平时期的城市治理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主导墨西哥国家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理念-实证主义（positivismo）。这一起源于欧洲、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强调“秩序与进步”，主张科学支配社会、科技精英管理和统治社会，认为社会秩序的维系应该依靠具有进步思想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和各类精英阶层，只有他们才能够为社会复兴提供领导，由此崛起了一批被称为“Científicos”（技术官僚）的政治团体。实证主义哲学非常符合19世纪中后期墨西哥统治阶级的需要，既服务于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现代化运动，也为迪亚斯的专制统治以及不断衍生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辩护。[28]随着专制统治的深化，强调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darwinismo social）进一步成为拉美上层的主流意识形态。总之，从宏观的视角来看，19世纪晚期迪亚斯政府对于墨西哥城的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围绕着宪法广场的一系列改造，是在外国资本的推动、迪亚斯政府的配合下实现的，该时期的城市重塑顺应了来自欧洲的实证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步主张，也被认为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作为行动者的城市居民及其行动、思想与心理状态。[29]然而，对于城市发展与变迁的单向度考察无法切实地印证上述判断，因此，有必要在厘清墨西哥城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强化“底层视角”的回归。

　　四、挤压与再生产：双向建构之下的现代都市语境

　　1910—1920年的墨西哥革命期间，城市的公共工程（比如基础设施、服务设施、道路、大型建筑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1920年，当墨西哥革命告一段落，对于墨西哥城大型建筑和历史遗迹的重建与修复再次成为了当局关注的重点。无论是建筑师奥古斯托·佩特里克西奥利（Augusto Petriccioli）在1925年对于国家宫的扩建和改造及其为宪法广场打造的巴洛克式装饰，还是建筑师拉斐尔·戈耶内切（Rafael Goyeneche）所设计建造的马赫斯迪克酒店（Hotel Majestic），这些带有新殖民主义风格的建筑工程试图将墨西哥城市现代性展演与墨西哥国家认同建构相融合，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政治宣传的目的。[30]可以说，自19世纪末以来，上层精英和城市规划者一直希望的是，首都的市中心（尤指涵盖大教堂、宪法广场、国家宫、艺术宫、商业步行街在内的区域）既被形塑为现代化都市生活的生动表达，又成为拥有着极高社会经济价值的投资目的地，更是国家至高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市民、游客、政治活动家、游行者、商人纷纷在此聚集，将统治精英、城市规划者、技术官僚以及投资者对于现代化都市空间的干预和操纵不断内化为一种空间的感知，反过来再次强化了官方话语之下的空间表征。

　　赫兹菲尔德曾在《驱离永恒》（Evicted from Eternity）中提出“空间清洗”（spatial cleansing）的概念，用以描述享有“永恒之城”盛誉的罗马市内蒙蒂区（Monti district）“士绅化”（gentrification）过程中老居民因拆迁而不得不离开家园的现象，并将之定义为“概念和物理边界的划分”，这种隐晦而暴力的“空间清洗”现象同样也发生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墨西哥城“历史中心”。[31]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在“历史中心”生产一个具象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物理结构被划定为不同大小、形状的土块，将政治的、宗教的、商业的、历史遗迹的区域同现实的社会生活区隔开来，用以强化传统与现代、精英与平民、历史与现实、永恒与易变的界限，这是代表政府意识形态的“纪念碑”时间（monumental time）对于代表着居民日常琐碎生活的“社会”时间（social time）的遮蔽、挤压和驱赶。[32]由于政府的政策和资本的输入，空间高度商业化、符号化的趋势使得市中心土地价格迅速上升，周围街区的租金也水涨船高，当时的墨西哥总统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Manuel ávila Camacho）为了缓解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出台了“租金冻结”政策（La Ley de la Renta Congelada de la Ciudad de México），旨在长期“冻结”市中心住宅的租赁价格。然而，这一措施并未达成预期的效果，甚至导致户主停止对于其不动产的维护以及修缮，越来越多传统街区的建筑物及住宅因物理退化被放弃。1952年，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搬至位于城市南部的大学城，市中心部分被腾空的街区和建筑物更是沦为乏人问津的仓库。[33]在这个过程中，富人阶层或投资者也逐渐丧失对于墨西哥城“历史中心”的兴趣，城市的扩张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投资领域以及更为适宜的居住区域，新兴的资本和资源开始向城市的其他地区迁移和聚集。因此，20世纪40—60年代墨西哥城涌现了包括洛马斯德查普尔特佩克（Lomas de Chapultepec）、查普尔特佩克莫拉雷斯（Chapultepec Morales）、波兰科（Polanco）、纳瓦尔特（Narvarte）在内的一批富人及中产阶级居住区，周围各类高档购物中心、时尚餐厅、艺术博物馆云集。

　　然而，与罗马的蒙蒂区乃至大部分的欧洲城市不同，墨西哥城的市中心直至今日依然没有经历历史街区的老居民被精英人口取代的“士绅化”过程，反而出现了明显的“人口流失”（depopulation）现象。到2000 年，墨西哥城大都市区的居民人数已经达到了1840万，但在墨西哥城人口爆发式增长的近几十年里，“历史中心”居民总数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50万人下降至2000年的3.1万人。究其背后的原因，其一是资本在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率先完成了对于都市空间的选择和操纵，无论是城市新兴区域的出现，还是市中心旧城区的没落，都是资本主义介入城市空间的结果。土地成了可消费的商品，投资者追逐利益的行为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不平等。[34]最为显然的表现就是，一种旧的匮乏被一种新的匮乏取代，不仅在墨西哥城的“历史中心”，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许多城市里，面包等生存必需品以及生产资料的匮乏被干净的生活用水、无污染的空气以及城市的物理空间等有限资源的匮乏取代。[35]在这场资源的争夺战中，居住在大都市的底层群体无疑是处于下风的那一方，他们不得不在白日繁华热闹、夜晚清冷幽暗的城市中心守住自己残破无序的家园。事实是，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周围传统街区的居民在遭受着空间挤压、社会排斥的同时，也在逐渐强化着他们的身份认同、邻里纽带和地方归属感，这也是墨西哥城市中心没有发生中高或高收入群体对退化空间重新占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面对着“历史中心”空间的碎片化和住宅区的衰败，政府似乎仍在不断寻求“士绅化”的可能途径，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墨西哥城市中心“住房改善计划”，包括“棚户区消除计划”（Erradicación de tugurios）、“住房代替计划”（Programa de Sustitución de Vecindades）、“特比多计划”（Plan Tepito）等，旨在通过改善市中心老旧住宅的硬件条件、外观形象、社区环境、基础服务设施等赢取更多的中上收入群体的青睐。[36]然而，政府的举措却遭到了当地居民（尤其是底层人群）的强烈反对，居民通过自组织的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组织，用以抵抗政府对其生存空间的干预，这些自主自发的行动与革命后逐渐升温的民众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20世纪20—40年代墨西哥文化革新运动的推动下，种以文化民族主义、土著主义、混血主义为特征的思想浪潮激发城市工人、中间阶层、城市贫民等新兴社会力量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冲击的传统社会阶级如农民、印第安原住民开始大胆地表达自身的诉求，对政治精英与上层阶级对于城市发展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37]由于中等阶级的壮大，独立的公民组织也陆续出现，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城郊贫民窟或原住民社区，还出现了组织联盟或地方合作网络，现代“公民社会”开始在墨西哥形成。[38]

　　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墨西哥城底层街区之一“特比多”街区为例。1973年，政府正式启动了一项针对该街区破旧住房的改造计划，也就是上文提及的“特比多计划”。该计划涉及的改造面积高达117公顷，旨在为街区的所有家庭提供一个全新、舒适的单元楼式住宅空间。此外，政府还计划修建学校、医院、幼儿园、图书馆、绿化带，以及用于优化商业活动的固定商铺。[39]政府与当地居民在项目初期达成的共识是—政府将以高价出售部分新修建的单元房，所得的额外收入将被用来补贴那些无法支付改建费用的原居民；另外，因“特比多计划”的实施而被迫搬离住房的居民将被暂时安置在政府提供的“中转房”（viviendas transitorias）之中。到1978年，“特比多计划”第一阶段暂时告一段落，政府共完成了260间公寓以及20个街区商铺的修建，当地居民后来将这些公寓楼戏称为“鸽舍”（Los Palomares），用以影射居住环境被割裂成狭小的空间；随后，“特比多计划”第二阶段启动，政府决定耗时9个月继续修建400间住宅，1979年，其中176间在街区落成，当地人又将它们唤作“堡垒”（La Fortaleza）。随后的3年内，政府又继续修建了近300间公寓，但是，时间跨度很大的“特比多计划”不断遭遇财政方面的困境，政府部门并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这些公寓楼不仅无法容纳所有的街区居民，而且新建社区中也没有计划中的配套措施（绿化带、学校、幼儿园等）；随着市中心商业价值的攀升，所谓的“住房补贴”成了纸上谈兵，新建住房的价格成倍地增长，原先的居民根本无法承担新公寓的高昂价格。[40]

　　受到“特比多计划”的影响，很多居民不得不搬出街区，因为政府需要拆除旧的房屋，但是其中一些人可能无法负担新建住宅的房价，也就再没有机会回到原本居住的街区了。不仅如此，就算是那些住进单元楼的居民也抱怨说，这种“现代化”的居民模式让他们的生活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人们发现这根本不是他们理想的街区面貌。[41]

　　“特比多计划”产生的种种问题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他们相继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并给政府的计划制造了很多的障碍和阻力，包括成立“这里有艺术”（Tepito Arte Acá）街区文化团体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表达自身的不满与抗议，联合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建筑学院自治体第五工作室（Taller 5 de Autogobierno）的教师、学生以及建筑学家制定了一项名为“特比多街区整修计划”（Plan de Mejoramiento para el Barrio de Tepito）的反提案并成功阻止了政府建造“特比多广场”商业中心（Plaza Tepito）的计划等……1985年9月19日的大地震后，包括特比多街区在内的市中心老旧住宅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坏。9月27日，上百名街区商贩和居民自发组织前往众议院门前抗议，要求政府出面进行灾后的救援与重建工作，迫于压力，政府承诺将重建街区并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42]“大众住房重建项目”（Progama de Renovación Habitacional Popular）便是针对那些在地震中遭到损毁的建筑物而提出，旨在为受影响的灾民合理地提供临时性的住所。震后重建的结果是令人惊讶的，据统计，两年的时间内，街区共有6131处住所最终得到重建，其中5305 处住所为全新的建筑。地震后重建的房屋没有改变街区的地块或区域划分，只是将原本20 平方米左右的老旧房屋改建成了大约40平方米至50平方米的小型公寓楼，这些公寓楼有三层楼高，围绕着一个公用的半开放式中央庭院，既尊重了当地社区的居住传统，也满足了居民的社交需求。[43]当然，这一结果并不完全是政府的功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底层阶级的自发行动才是推动街区重建的关键角色。正如一位该街区的居民曾回忆的那样：

　　我们自发地团结在一起，参与到震后的重建工作之中。政府为“大众住房重建项目”调拨了资金，也提供了一定的政策支持，但是落实到整个城市的不同角落时，政府的力量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这种情况下，特比多街区的重建主要依靠的是商贩以及商贩代表、地方社区和街区居民。依靠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知识分子的帮助，我们得以重建了符合我们内心期望和真实需求的家园。[44]

　　尽管如此，在更多的情况下，1985年的地震只是加速了市中心老建筑的损毁，而所谓墨西哥城老城区的灾后重建工作，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和资本家重新设计和开发这一地区的主要原因。在过去的20年里，市中心的一系列变迁都与1990年的“救援计划”（Programa de Rescate）密切有关，该计划主要是由当时的墨西哥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参与投资的。[45]在当时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 Hurtado）的默许下，墨西哥城市中心的重建计划为以卡洛斯·斯利姆为代表的富商实现经济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双向转化创造了新的机会。如果说在19世纪末之前，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似乎还遵循着君主制西班牙的常见模式，那么自城市化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席卷下，现代性的展演、城市土地的私有化运动、资本主义的空间再生产、民族国家的符号构建成了统治阶层关注的重要主题。所幸的是，城市居民并没有屈服于城市化进程中自上而下的“空间清洗”，而是以日常生活为载体，努力建构和维系着自己的生存空间。

　　由于“历史中心”逐渐转变为商业和旅游重点，一些“嗅觉敏感”的市中心老居民私下将房屋性质做了更改，自己临街的房子也摇身一变，成了杂货铺或商店。这些房屋的所有者大多会将自己的店面租给那些外来的居民，靠这部分收入，他们的生活已经超过很多人了。……户主不会继续居住在这里，他们会搬离到条件更好的社区，但不会离得太远，依然生活在这片区域。[46]

　　同样位于墨西哥城“历史中心”附近的“三文化广场”（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的象征变迁则是另一个典型的案例。谈及这座广场的正式建成，就不得不提到“诺诺阿尔科—特拉特洛尔科集合住宅”（Conjunto Urbano Nonoalco Tlatelolco）项目。随着第二波现代化浪潮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以来，墨西哥政府持续推进墨西哥城市中心的住房建设工作。设计师马里奥·帕尼（Mario Pani）受政府的委托，设计并建造了一组极具创新意味的住房建筑群，即著名的“诺诺阿尔科—特拉特洛尔科集合住宅”。这片住宅区共有102座公寓楼，高度在4—22层不等，它们临街而建，拥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公园，体现着当时先进的建筑理念以及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美好愿景。住宅区附近的区域则被改建为一座广场，也就是如今的三文化广场，墨西哥不同历史阶段的三种文化在此处汇聚交织，分别是美索美洲文明、西班牙殖民文化以及墨西哥现代文明，广场上的遗址以及周边的建筑物都体现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然而，广场于1964年落成不久之后，就目睹了当时的革命制度党政府对于学生、平民抗议政府行动示威活动的血腥镇压，1968年10月2日，正是在三文化广场，发生了一场墨西哥警察对于无辜百姓的“屠杀”。[47]更不幸的是，1985年的大地震再次重创这片区域，三文化广场旁的“诺诺阿尔科-特拉特洛尔科集合住宅”因建造过程中的成本削减及不当维修而遭到严重损毁，导致近300人死亡，多处建筑被拆除。自此，三文化广场从象征着现代墨西哥的辉煌之地转变为充满伤痛的公共记忆空间并延续至今，民众自发地聚集在此，通过抗议示威、街头艺术、祭奠仪式、哀悼活动等各种方式表达着对于政治暴力受害者的缅怀和思念，同时也发出对于当下社会不公的不满和谴责。

　　由此看来，在墨西哥城复杂的城市化过程中，有些居民选择主动迎合现代化与商业发展的需求，从而获得经济方面的实惠；有些居民选择理性抵抗，巧妙地运用社会资本及内部团结实现对于“纪念碑时间”的回应；有些居民主动参与行动，将城市公共空间转变为表达愤怒的武器和自我疗愈的场所；还有些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则选择消极回避，践行着一种默默无声的弱者反抗。例如，德阿尔瓦·冈萨雷斯（Martha de Alba González）对于墨西哥城“历史中心”老年居民关于城市空间集体记忆的捕捉和可视化呈现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无声的反抗”。受访的老年居民被要求通过手绘的方式描绘出如今的墨西哥城“历史中心”，研究结果显示，老年居民所绘制的地图或图案与真实的“历史中心”有着较大的差距，其在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各种空间实践并未改变当地老年居民对于该区域的空间感知，很多时候，他们依旧生活在记忆中的那片“历史中心”，不愿接纳那些重新修建的建筑物。[48]在笔者田野调查期间，来自特比多街区的一位女性居民也曾表示：

　　特比多街区过去非常安全。我和我的姐妹们出生并成长在这里，那时候我们在街道上玩耍，不用担心任何的危险。对我来说，那时候的特比多是非常美好的。我时常觉得特比多就是属于住在这里的每个人的，这不是因为我们占有这个空间，而是因为这个空间里的每条街道都有我们的回忆。[49]

　　在某种意义上，空间使用者对于空间本身的认同、感知与想象使得后者以一种“空间表征”的形态延续着它的生命和活力，也构成了墨西哥民众日常都市实践的重要部分。

　　五、结语

　　墨西哥城在19世纪初开启早期的现代化道路，在20世纪中后期进入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无论是从工业化水平还是人口统计学的角度，墨西哥城应该都可以被理解为一座“过度”或“超前”发展的大都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可知，1960—2019年，墨西哥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0%上升至80%，墨西哥城则集中了全国20%以上的人口。[50]由于城市的超前发展与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落差，随之而来的城市治理层面的混乱与无序也遭遇诸多诟病。如上文所述，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层面考察墨西哥城“城市化”或“现代化”发展及其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较少从大都市居住者的内部视角出发探讨城市的变迁。本文从人类学学科视角出发，更为关注的是表面的混乱与无序之下创造统一和秩序的那种力量——人与人的行动。

　　无论是迪亚斯统治时期的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还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化革新运动下涌现的民族主义、民众主义思潮，抑或是墨西哥“公民社会”的兴起和20世纪80年代后袭击拉美土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19世纪末以来墨西哥城的发展始终是当时政治秩序、经济政策、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同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场普遍意义上的空间爆炸，劳动力、技术、知识、信息、资本和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快速的聚集和巩固，并完成对于有限的城市空间的操控与定义，其结果就是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区域功能明显两极化。例如，墨西哥城的“历史中心”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块，造成不同社会经济阶层与文化群体的彼此隔离，面对城市的快速发展造成的物质空间及其资源的挤压与竞争，城市居民（尤其是底层群体）以不同的方式谋求生存的空间，维系着自己与这片土地的紧密联系。换言之，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城市往往会经历狭义上的快速扩张，社会的不平衡性为政治和资本的合谋所强化，但不同主体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双向互动与建构造就了一座都市的复杂结构与异质生态，也充分彰显了不同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实践力。

　　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着重围绕墨西哥城“历史中心”及其周边区域的变迁展开论述，尽管该片区在规划布局、空间结构、景观风貌、空间演变等方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是，应该看到，墨西哥城人口还在增加，城市的扩张也仍在继续，城市与不同阶层之间的双向互动如何在墨西哥城不同辖区、不同街区，甚至不同社区得到实践的问题值得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与讨论。

    注释：

　　1.数据来源：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Geografía (INEGI), https://cuentame.inegi.org.mx/monografias/informacion/df/poblacion/。

　　2.Gustavo Garza (ed.), Atlas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Mexico City: El Colegio de México, 1987; Peter M. Ward, Mexico City: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n Urban Environment, Boston: G. K. Hall, 1990.

　　3.Michael Johns, The City of Mexico in the Age of Díaz,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4.Mauricio Tenorio-Trillo, I Speak of the City: Mexico City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5.汪艮兰、程洪：《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的资本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第37—51、161页。

　　6.参见Robert V. Kemper & Anya Peterson Royce, “Mexican Urbanization Since 1821: A Macro-Historical Approach”, Urban Anthropology, Vol. 8, No. 3-4, 1979, pp. 267-289；吕军：《试论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拉丁美洲研究》1999年第5期，第28—33页；Gustavo Garza, “La Urbanización Metropolitana en México: Normatividad y Características Socioeconómicas”, Papeles de Población, Vol. 13, No. 52, 2007, pp. 77-108；刘学东：《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制度革新，1992—2010》，《中国名城》2013年第2期，第4—10页；王文仙：《20世纪墨西哥城市化与社会稳定探析》，《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第56—65页。

　　7.陈恒：《关于城市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94—200页。

　　8.Emilio Duhau & Angela Giglia, Las Reglas del Desorden: Habitar la Metrópoli, Mexico City: Siglo ⅩⅪ Editores, 2008.

　　9.Barbara Mundy, The Death of Aztec Tenochtitlan, The Life of Mexico Cit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2015.

　　10.周大鸣：《关于人类学学科定位的思考》，《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79—83页。

　　11.谭深：《启动我国都市人类学创建的契机—第一届都市人类学国际会议综述》，《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3期，第53—56页。

　　12.Henri Lefebvre,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7, pp. 339-352.

　　13.吴军、张娇：《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演进及其21世纪发展趋势》，《中国名城》2018第1期，第4—12页。

　　14.Roger Sanjek, “Urban Anthropology in the 1980s: A World View”,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 19, 1990, pp. 151-186.

　　15.Jack R. Rollwagen, “Urban Anthropology (The Journal): A Personal History”, Urban Anthropology and Studies of Cultural Systems an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Vol. 20, No. 4, 1991, pp. 361-372.

　　16.周大鸣：《三十而立—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思想战线》2019年第4期，第1—12页。

　　17.“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词，由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于1915年在《进化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今天众人谈论的“世界城市”，则是从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于1982年和1986年的研究中直接演化而来—在他看来，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体系的节点和全球资本的汇集地。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又提出“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

　　18.Michael Herzfeld, Ours Once More: Folklore,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reece,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Michael Herzfeld, Evicted from Eternity: The Restructuring of Modern Rom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19.Alejandro Suárez Pareyón, “El Centro Histórico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al inicio del Siglo ⅩⅪ”, Revista INVI, Vol. 19, No. 51, 2004, pp. 75-95.

　　20.Mauricio Tenorio Trillo, “1910 Mexico City: Space and Nation in the City of the Centenario”,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 28, No. 1, 1996, pp. 75-104.

　　21.为了纪念墨西哥独立一百周年，波菲里奥·迪亚斯提议建造一座新的立法宫，该工程由法国建筑师埃米尔·贝尔纳尔（Emile Bernard）负责，并于1910年9月23日正式启动。然而，短短两个月后，墨西哥革命爆发了，施工被迫停止。数年之后，这座纪念性建筑的两翼也被拆除，仅留下中央部分，也就是于1938年正式落成的“革命纪念碑”（Monumento a la Revolución）。

　　22.Louise Noelle Gras, “México: Las Fiestas Del Centenario, 1910”, Apuntes: Revista De Estudios Sobre Patrimonio Cultural, Vol. 19, No. 2, 2006, pp.184-200, 228, 937.

　　23.汪艮兰、程洪：《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的资本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第37—51、161页。

　　24. Michael Johns, The City of Mexico in the Age of Díaz,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pp. 12, 31-33.

　　25. Francisco Covarrubias Gaitán, “Instrumentos para la gestión de los Centros Histórico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io Permanente: Centro Histórico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PUEC-UNAM, Mexico City, April 2010.

　　26.Alejandrina Escudero, “La ciudad posrevolucionaria en tres planos”, Anales del Institutode Investigaciones Estéticas, Vol. 30, No. 93, 2008, pp. 103-136.

　　27.Michael Johns, The City of Mexico in the Age of Díaz,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pp. 4-6.

　　28.曾昭耀：《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2005年3月17日，https://www.cas.cn/zt/jzt/ltzt/jjxdhzgxdhjsdzzzz/lltt/200503/t20050317_2670832.shtml。

　　29.汪艮兰、程洪：《迪亚斯执政时期美国的资本扩张与墨西哥城的城市重建》，《世界历史》2021年第5期，第37—51、161页。

　　30.Elsa Arroyo & Sandra Zetina, “La Reconstrucción de Monumentos Coloniales en las Décadas de 1920 y 1930 en México”, Conversaciones ..., No. 9, 2021, pp. 119-139.

　　31.Michael Herzfeld, “Spatial Cleansing: Monumental Vacuity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Journal of Material Culture, Vol. 11, No. 1-2, 2006, pp. 127-149.

　　32.刘珩：《“空间清洗”、文化亲密性和“有担当的”人类学》，《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第20—28页。

　　33.María José García Gómez, “El Impacto de la Ley de Renta Congelada en la Ciudad de México (1942-2001)”, in Andrés Lira & Elisa Speckman Guerra (eds.), El Mundo del Derecho, Ⅱ: Instituciones, Justicia y Cultura Jurídica, México: UNAM-IIJ, 2017, pp. 487-511.

　　34.贾静、张强：《墨西哥的城镇化与“去中心化”趋势》，《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第49—58页。

　　35.Henri Lefebvre,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7, pp. 339-352.

　　36.Anabel Monterrubio, “Políticas habitacionales y residencialidad en el Centro Histórico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Argumentos, Vol. 24, No. 66, 2011, pp. 37-59.

　　37.董经胜：《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实证探讨》，《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6—34页。

　　38.曾昭耀：《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2005年3月17日，https://www.cas.cn/zt/jzt/ltzt/jjxdhzgxdhjsdzzzz/lltt/200503/t20050317_2670832.shtml。

　　39.Guadalupe Reyes Domínguez & Ana Rosas Mantecón, Los Usos de la Identidad Barrial: Una Mirada Antropológica a la Lucha por la Vivienda: Tepito 1970-1984,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Unidad Iztapalapa, 1993, pp. 99-105.

　　40.Guadalupe Reyes Domínguez & Ana Rosas Mantecón, Los Usos de la Identidad Barrial: Una Mirada Antropológica a la Lucha por la Vivienda: Tepito 1970-1984, México: Universidad Autónoma Metropolitana Unidad Iztapalapa, 1993, pp. 105-108.

　　41.资料源于笔者2016年10月11日10:00—12:00（当地时间）在特比多街区对商贩Mario的访谈。

　　42.N. R. Grisales Ramírez, Barrio y Barriada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el Caso de Tepito, Mexico City: UNAM, 2003, p. 114.

　　43.N. R. Grisales Ramírez, Barrio y Barriada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el Caso de Tepito, Mexico City: UNAM, 2003, pp. 117-118.

　　44.资料源于笔者2016年10月09日10:00—12:00（当地时间）在特比多街区对商贩Mario的访谈。

　　45.Yutsil Cruz Hernández & Alfonso Hernández, “The Obstinacy of Tepito”, Scapegoat Journal, Vol. 6, 2014, pp. 167-173.

　　46.资料源于笔者2016年12月05日13:00—15:00（当地时间）在特比多街区对Rocío的访谈。

　　47.Eugenia Allier Monta?o, “Tlatelolco, lugar de memoria y sitio de turismo. Miradas desde el 68”, Revista Mexicana de Ciencias Políticas y Sociales, Vol. 63, No. 234, 2018, pp. 215-238.

　　48.Martha de Alba González, “Memoria y Representaciones Sociales del Centro Histórico de la Ciudad de México: Experiencias de Nuevos y Viejos Residentes”, Seminario Permanente Centro Histo?rico de la Ciudad de Me?xico, Vol. 1, 2010, pp. 55-81.

　　49.资料源于笔者2016年10月29日13:00—15:00（当地时间）在特比多街区对居民Luisa的访谈。

　　50.数据来源：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URB.TOTL.IN.ZS?locations=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