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20年里，在文明对话研究所实施的各种项目中，以及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进行研究和学术工作时，我们一再指出，一场迫在眉睫的全球性系统危机正在逼近。尤其是，我们注意到2008—2009年危机（通常被称为“全球金融危机”）所呈现出的系统性冲击。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许多经济体的严重衰退，在乌克兰的冲突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这种观点也是我们进一步论证的起点。 

　　一、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开启 

　　这场危机具有系统性，其成因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政治、社会甚至人类学方面的因素。

　　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现有国际机构无力预防和解决危机及冲突，例如，目前在乌克兰发生的危机和冲突。乌克兰危机绝不是孤立的危机，其他值得关注的案例包括非洲和中东的一系列冲突，以及巴尔干半岛尚未解决的科索沃争端。进入21世纪，冲突自2010年以来急剧增加。在所有受持续冲突影响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受到持续10年以上的长期武装冲突的影响。一场内战给中等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失相当于30年的GDP增长，而贸易需要20年才能恢复到战前水平。

　　社会因素：引发危机的社会因素是指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无力处理各种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是，社会内部和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平等。2021年，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目前占有全球收入的52%，而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只占有全球收入的8.5%。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口几乎没有任何财富，只拥有人类总财富的2%。相比之下，全球最富有的10%的人口却拥有76%的财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一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4.1万亿美元，而同时至少有1亿人陷入了极端贫困。2020年是有观察记录以来全球亿万富翁比例增幅最大的一年。

　　人类学或“人的”因素：这一因素可以在了解人类社会、心理甚至生物特征的巨大变化中发现，涵盖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宗教和意识形态、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进入人类思维功能等系列问题，甚至还包括从性别的视角重新定义和解释人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积极因素之一，就是互联网基础设施和IT部门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推广。美国科技预测平台Metaculus预测，到2034年，人类可以开发出人工通用智能，能够像个体人类一样思考和行动。

　　面对如此复杂且接二连三的挑战，国家层面应作出适当的政策回应。这些问题均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进而将目前局面归类为一场危机。 

　　二、全球系统性危机的具体特征   

　　从公共决策视角来分析，这场危机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这场危机具有可预见性，而且反映了现代世界体系中不断累积的各种矛盾。事实上，现代世界体系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变异形式。以前，它可能在冷战的“迷雾”中掩盖了其内在矛盾，而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随着苏联解体后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向新市场扩张的过程，又掩盖了这些矛盾。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些矛盾已经变得如此之大，再也无法掩盖了。卡拉加诺夫（S. A. Karaganov）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现有模式的枯竭、无休止的消费增长、各经济部门的“金融化”以及现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界限的模糊，导致整个体系的道德基础遭到毁灭性的侵蚀——这些道德基础曾经是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的根源。

　　第二，危机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提出替代发展道路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其中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专家们认为，被俄罗斯科学界称为“世界（全球）多数”或“大东方”的非西方经济体经济崛起，是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因素之一。

　　第三，这场危机的根源由来已久，跨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多个发展阶段。因此，说它始于2022年或2008年是不正确的。这场危机在冷战时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在许多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集团和社会主义集团都开始经历类似的问题。例如，公共行政效率不断下降以及因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和计划经济（在苏联）的幻灭，导致新自由主义日益在这两个体系中盛行。反过来，这又导致社会主义体系崩溃，其意识形态被抛弃（或者更确切地说，被一种新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取代，最终导致了一系列相关的政治变革）。这一过程伴随着城市化和与之相关的“人口转型”、“福利国家”（在西方）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方）财富的不断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导致了结构性的社会经济变化，这使得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变得极其困难，或完全不可能，并决定了北美和欧亚大陆移民流动的未来走向：从“全球南方”到“全球北方”（即西方）。巧合的是，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更多地从这些变化中受益。在某种程度上，其获得了政治方面的成功。这意味着相关国家被政治原因所操纵。正如美国人喜欢说的那样，“不是针对个人，只是公事公办”。整个西方世界的幸福和繁荣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的不平等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查德·D·沃尔夫（Richard D. Wolff）认为，资本主义根本上是不民主的，既不稳定，也不平等。迪伦·苏利文（Dylan Sullivan）和杰森·希克尔（Jason Hickel）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在制造贫困方面并不是唯一的，因为贫困可能来自任何一个下层阶级缺乏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制度，但显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导致了令人瞩目且漫长的贫困过程，其形成的贫困规模也是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领导人与西方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所有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美国始终信奉和实施美国例外论和单边主义，不愿平等接纳任何新成员加入其主导的俱乐部。即使在这个“俱乐部”的内部，正如乌克兰危机所显示的那样，也几乎没有任何平等可言：欧洲国家甚至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现在被迫牺牲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以支持大美国主义——即“西方集团”（或西方文明）臣服于美国霸权。西方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明显减弱，现在正在采取措施阻止自己进一步衰落。西方的战略组成部分之一，是挑起一场“新冷战”，试图通过一种外部“威胁”的幽灵来强化西方公众舆论的分裂和亢奋。

　　第四，几十年来，塑造西方文明的基本原则被“民主发展”和“保护人权”的修辞所掩盖，但实际上这只是为了证明西方霸权的正当性，并在西方世界内部维持严格的等级制度。全世界都注意到，美欧政治集团的野心越来越大，即建立一套不受挑战的规则，要求世界其他地区遵循；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任何不受美国控制的国家、组织或倡议都将被消灭。 

　　三、危机时期的公共政策和治理：进一步思考的要点 

　　第一，只要这些根深蒂固的系统性矛盾还存在，全球体系就不会稳定。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寻求维持其主导地位，并通过运用各种形式的军事、经济和媒体（信息、心理）胁迫，迫使其他国家（全球多数）遵守和接受现有的“游戏规则”。其中包括单边制裁和所谓的“否定文化”，其本质是试图在情感层面上塑造人们的世界观，以使某些政治力量受益。与军事行动类似的国际制裁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武器库中最常用的工具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实施的制裁有三分之二是来自美国。仅2023年，美国就有38个生效的制裁项目。制裁已成为全球化世界经济中争夺经济和技术主导地位的关键工具，甚至使军事对抗黯然失色。

　　尽管GDP数据对西方不利，但西方国家仍试图将全球权力巩固在自己手中。今天，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在全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为30%；而欧洲和中亚占27%；北美排名第三，占23%。任何反对这种事态的人都必须做好在上述任何或所有领域进行对抗的准备。这反过来又要求有适当程度的国家主权、调动本国政治和行政系统的能力以及在国际上谨慎选择伙伴。俄中关系的历史以及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互动表明，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政治精英对各自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有着共同的理解。

　　第二，包括中国和东亚国家在内的“全球多数”国家，尚未面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冷战最后几十年以及冷战结束后不久不得不应对的那种结构性社会经济问题。这种结构性社会经济问题是社会对更大繁荣和福利的需求以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出生率的下降。西方解决这一挑战的“配方”几乎没有用处，因为这些配方植根于不平等和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因此，这是一个发展和测试有助于克服这些问题的新科学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这只能是一项集体努力，因为在全球经济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几乎不可能成功地进行变革。因此，需要越来越强调这一领域的社会科学发展和国际合作。

　　第三，鉴于政治意识形态危机越来越明显，其中大部分危机源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西方，因此，确实存在对于符合现代和“全球多数”国家的利益和社会文化（文明）特征的新意识形态的需求，而且不断增长。有专家指出，其中之一可能是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模式。然而，问题仍然在于中国模式是否可以将自己重塑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替代品，并突破原有的世界体系，实现全球新转型。 

　　四、当前形势和“3D”体系：对话、外交和发展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自苏联崩溃以来不断累积错误的必然结果。它反映了一种政治现实，即俄罗斯的决策层并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只是对美国领导层坚持的大美国主义和精心执行的理念做出的被动回应，而华盛顿精英所遵循的是所谓“不针对个人，只公事公办”。需要认识到的是，一旦俄罗斯公开谈论其“红线”，而不是威慑西方的预期目标，这些“红线”就成为俄罗斯和全球政治的陷阱。恰恰这些美国人推测没有人愿意发动核战争，所以无论画了多少条“线”，它们都不能真正起到威慑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在格鲁吉亚的行动基本上没有成功之后，美国开始把乌克兰变成一个“反俄罗斯”的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一切东西都瞬间被摧毁了，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媒体、历史以及与俄罗斯和其他俄语国家的关系。我们正在目睹这一切的后果，包括全球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派把一切都归咎于俄罗斯，而另一派则不想选边站队。世界是分裂的，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有73%的国家支持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决议，其余的国家要么反对，要么弃权，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印度。目前，中国已经设法保持了中立立场——这一点至关重要，不仅是为了保护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也是全球稳定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导致了国家本身的变化，即使是在美国，也存在分裂，人们因意识形态而分裂，因对立的价值观而分裂。需要认清这一事实，因为这对本文下一步的分析很重要。

　　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的人们见证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从历史上看，社会创造国家是为了规范社会生活和解决冲突，但在当今社会中，国家对社会控制的力量越来越强。事实上，这已经成为所有坚持新自由资本主义现代概念和全球化模式的国家和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尽管这极易引发学术争论。仍然存在一种合理的担忧，即国家垄断了所有强制手段，并将所有资源（包括科学和技术资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以塑造公众舆论，促进自己的利益，并将其定义为“国家利益”。无论在这里选择应用什么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相对主义、现实主义），很明显，这些利益与国家声称代表的社会利益都毫无关系。事实上，这种矛盾是国家和全球层面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要素之一：跨国政治和商业精英往往比各自的民众和社会更容易彼此达成协议；商业精英可以通过塑造媒体叙事和使用社会经济工具来操纵，从而在几十年内忽视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需求。正是政治精英们的“重生”，在许多国家遵循这种模式，使美国的霸权得以持续这么长的时间。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有可能通过依靠“3D”系统：对话（Dialogue）、外交（Diplomacy）和发展（Development），找到一条摆脱当前危机的道路。

　　对话：由国家来组织谈判，而对话只能由社会机构来实施。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需求，不是对秩序的需求，而是对战略同理心的需求，这可以被解释为在不放弃自己的信仰、不寻求改变他人信仰的情况下，理解和认识他人需求的能力。

　　外交：外交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手段。在一个全球大国积累了足以摧毁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军事力量的现实中，不能依靠武装对抗来解决冲突。此外，随着科技进步，混合战争和操纵公众舆论被更多地运用，从而对专业外交的需求变得更加关键，包括三边外交。这是一种常用的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形成了所谓的“权力三角”的各种配置。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少数人的外交”已经失去了所有的可信度，发展中国家不再将少数人达成的协议视为“国际社会的立场”。

　　发展：今天有很多关于民族国家复兴的讨论。尽管没有人否认全球化的力量，但从长远来看，现实可能会回到原来的样子。罗素·伯曼（Russell Berman）认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危机加速了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主导角色。与国际组织相比，民族国家行使权力的能力在管理新冠肺炎疫情方面更为重要。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近期事态的发展表明，全球经济链条和网络是如此的脆弱，不堪一击。我们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碎片化和区域化：要么基于地理因素，要么基于共同利益（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但我们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思想应该是什么？国家利益的发展和形成不应以GDP增长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来理解，而应从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进步和对未来的保障。

　　因此，“3D”范式必须被置于现代国家决策方法的核心，而且决策必须以有关社会的核心价值为基础和导向，并考虑到该社会的历史和当代特点，并强调人的发展。

　　（作者系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国家政策系主任；译者曹亮，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