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德国舆论对该国经济很悲观，称德国可能会再次成为“欧洲病人”。20多年前，英国商业杂志《经济学人》就曾这样形容当时德国萎靡的经济状态。为了重振经济，时任总理施罗德不惧丢官位的风险，领导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得益于这一改革，其后执政的默克尔总理才使德国甩掉“病人”的帽子，成为经济明星。

　　然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经济的问题越发严重。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福斯特说：“德国经济形势越来越黯淡。”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米歇尔·修特尔最近对《星期日图片报》说：“德国再次成为‘欧洲病人’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

　　景气指数连月下滑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6月国内生产总值连续第二个月下降，降幅为1.5%，远大于上个月0.1%的降幅。疲软的经济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消极影响，德国7月失业人数增至261.7万，失业率达5.7%。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6.2%。到今年7月，德国IFO商业景气指数已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受访的9000名经理对其公司当前状况和未来半年的前景都做出了更糟糕的评估。

　　今年上半年，德国机械工业的生产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同比下降了14%。6月汽车行业产量下降尤其严重，环比下降了3.5%，让上下游企业都感受到了寒意。此外，德国近来企业破产数量再次大幅增加。今年前6个月有8400家公司企业破产，比去年上半年增加16.2%，预计破产数量将进一步增加。专家称，德国上一次出现如此破产高潮还是在2002年。与此同时，德国的去工业化进程仍在进行，大量企业减少在德国投资并计划迁出德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德国央行均对今年德国经济持悲观态度，预计德国经济今年将收缩0.3%。然而，就在今年4月，包括德国政府在内，多家研究机构还乐观预计德国经济今年将小幅增长0.4%。种种迹象表明，德国经济春季复苏的希望未能实现，陷入低迷。除非出现意外逆转，否则很难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经济正走向更严重的衰退。

　　衰退伏笔早已埋下

　　德国联邦雇主联合会主席杜尔格指出了导致德国糟糕经济形势的一些原因。他说：“德国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通货膨胀比预期更加顽固。我们是能源价格最高的国家，税收和工资成本都是最高的。另外，我们的基础设施破旧不堪，再加上技术工人短缺、数字化落后，并且和脱碳进程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而德国媒体则更详细指出了德国自身存在的问题。首先，能源转型与现实脱节，新能源建设相对不足。德国很早就宣布要能源转型。本来德国有良好的核电设施，受十多年前发生在日本的核事故影响，德国决心废除核电，当前已有十多座核电站被关闭。同时，本届政府已确定“退煤”日期，甚至将煤炭淘汰时间从2038年大幅提前至2030年。在德国政府急于自断“核”“煤”双臂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的设施建设却没有跟进，没能及时弥补核能和煤炭留下的能源供给缺口。多年来，德国建造的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发电设施不足，电网落后致使输送能力欠缺，无法将廉价的电从北部输送到工业发达的南部。

　　其次，新兴领域科研投入不足。德国每年在研发上的投资位居世界第四，在欧洲注册的所有专利中约有三分之一来自德国。但是，专家指出，德国工业优势是起源于19世纪的传统工业，其研发创新大多也停留在这个范围，而在人工智能、IT应用以及电动汽车等新兴重要技术领域相对落后。德国新技术初创企业少且小，政府扶持力度也不够，烦琐的官僚主义更是导致初创企业起步困难。另外，德国数字基础设施落后，网速在世界上排名仅第51位，甚至落后于摩尔多瓦和巴拿马等国。就5G覆盖而言，德国不仅落后于芬兰，也落后于菲律宾，在全球排名未进前十。难怪德国作为世界第四经济强国，除了思爱普，几乎没有能让人想起在全球享有盛誉的创新科技公司。

　　再次，技术工人短缺日益严重。今年将有约100万德国人进入退休年龄，但只有68万人会庆祝自己的18岁生日。研究机构估计，德国每年将短缺40万名技术工人。德国计划通过外国技术移民加以缓解，但并非易事。仅德国社会中的排外情绪，就让这一设想举步维艰。最近的相关调查显示，德国有近一半人歧视穆斯林，阻碍了大批潜在的技术移民将德国选为目的地。另外，德国Ifo研究所认为，德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也导致劳动力不足。中小学教育质量差，导致德国经济每年损失约700亿欧元。该所认为，23.8%的德国学童缺乏基本的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在国际上仅排名第30位。大学教育也不乐观，在最新的排名中没有一所德国大学跻身世界前25名。

　　最后，德国社会营商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越发不友好。德国青年企业家协会主席罗瑟最近在《世界报》上撰文称，如今德国人的争吵越来越粗暴，抗议活动越发极端。似乎都在比谁的声音大，谁提出的要求更过分，谁能组织最胆大妄为的行动。她说，青年企业和家族企业家代表最近在柏林开会，不得不加强安保措施。“这在我们 70多年的协会历史上实属首次”。

　　如何治“病”：尚无统一处方

　　罗瑟说，企业家不会被激进的犯罪吓倒，他们有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能力，而不像有些人只会夸夸其谈。但是政治家必须明白，如今德国家族企业家每两个中就有一个考虑要在其他地方，而不再是在德国投资建厂。如果联邦政府不采取应对措施，更多的公司将离开德国。社会对于企业的敌视情绪会让企业家转向更尊重他们的地方。

　　对于如何应对当前经济下滑趋势，德国政界如今并未取得共识。反对党领袖基民盟主席默茨说，既然只有德国经济在萎缩，那显然是政策出了问题。他要求联邦政府作出回应并拿出应对措施。基社盟主席索德尔则呼吁实施经济刺激计划，以稳定工业、中小企业和贸易。但他们的表态和呼吁均遭到来自自民党的财政部长林德纳和来自绿党的经济部长哈贝克的断然拒绝。

　　朔尔茨总理一直秉承其“处乱不惊”的风格，试图向民众传递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信心，他说：“德国面临的挑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何解决呢？林德纳表示，迫切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刺激经济。他提出了近50项措施，被总结为“增长机会法案”，其核心则是在联合执政协议中提到的对气候保护投资进行奖励，认为这可以为德国经济每年减轻约60亿欧元的负担。而哈贝克则要求林德纳为经济进一步减轻税收压力，呼吁限制工业电价，有针对性地支持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为此，他将在本周提出减少如审批手续等官僚主义做法的方案，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发展新能源。

　　“红绿灯”政府内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让人无所适从。《世界报》主编乌尔夫·波查尔特在评论中批评执政党，特别是认为绿党提出的解决方案囿于政党利益，眼光狭隘。他说，德国不是只有“气候”危机，“德国正在衰落——但每个人却只在谈论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