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洪华等认为，中日和解既受到历史认识问题反复发作的困扰，又面临着领土主权问题的爆发和凸显，更有彼此认知负面、国民感情低位徘徊的阻碍；中日实力地位转换和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则将两国推向战略竞争的轨道，导致新老问题交织凸显，中日关系呈现出脆弱性、不稳定性。推动中日和解、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需要做到：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精神，维护中日和解的政治法律基础；加强共同历史研究，防止历史问题阻挠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管控矛盾分歧，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等敏感问题；深化人文交流，厚植中日和解的民意基础。

　　和解是中日关系稳定的基础所在，没有和解就没有冲突之后两国关系的持久和平与稳定发展。缺乏深层的和解使中日在战争已经过去70多年的今天仍未走出历史问题笼罩的阴影，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中日关系的未来，取决于两国能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进而实现深层次的和解、建立真正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只有中日和解，才能保证两国乃至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甚至可以说，东亚和亚洲的未来取决于中日和解。

　　一、中日和解的历史演进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冲击，日本走上了现代化和对外侵略扩张之路，日本谋求摆脱甚至参与颠覆华夷秩序，实施“脱亚入欧”，多次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日和解问题由此产生。

　　（一）中日和解的启动（1949—1972年）

　　二战结束后，中日交流从“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到“半官半民”，以积累渐进方式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最终在中美接近等国际形势变化的背景下，中日实现了邦交正常化，结束了长达23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实现了初步和解。在和解的启动阶段，中日在和解的不同议题领域均达成了基本的共识，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两国实现了战略性和解。但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外交谈判过程中达成的共识和未明文化的非正式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领导人的代际更迭，口头共识和非正式协议对日本的约束功能减弱，后来不时出现的历史认识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阻碍了中日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二）中日和解的巩固（1973—1992年）

　　在和解的巩固阶段，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高层互动频繁，政府各部门展开定期磋商，民间交流蓬勃发展，彼此情感认知友好积极。中日经贸关系也从民间贸易阶段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特别是随着中国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两国贸易规模扩大，资金技术合作取得明显进展。虽然受到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和光华寮事件等干扰，但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理，并未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两国关系保持良好稳定发展。以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为标志，中日关系的改善达到顶点。

　　（三）中日和解的反复（1993—2022年）

　　1993年以来，受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日本因中日实力易位对华产生战略疑虑、中美战略竞争凸显加剧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中日和解进入反复阶段，呈现出进展（1993—2001年）、倒退（2001—2006年）、进展（2006—2010年）、倒退（2010—2017年）、进展（2017—2020年）、倒退（2021年至今）的演变轨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以小泉纯一郎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代表，日本政要不顾中国人民感情、否认侵略历史的错误言行频繁出现，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立场倒退；在领土主权问题上，钓鱼岛问题的爆发导致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东海划界原则共识落空，近年来日本还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仍；在情感认知问题上，中日对彼此的认知都日趋负面、显著恶化，两国国民感情在低位徘徊，认知改善的空间整体较为有限。

　　二、中日和解的现实困境

　　中日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和解进程，但未来的和解之路仍布满荆棘，想要实现真正彻底的和解任重道远。通过对中日和解历史演进的梳理发现，中日和解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

　　首先，中日和解过程受到历史认识问题反复发作的干扰。中日之间因历史认识问题引发政治摩擦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靖国神社问题；二是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公开否认日本的侵略历史、发表错误言论；三是历史教科书问题。在中日和解演进过程中，这三类情况的不时发生阻碍着和解的进行。由于日本多次在历史问题上出现不负责任的举动，且认为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并因此不回应中国的合理关切，中国对日本的道德不信任不断加剧，最终形成了中日间相互冲突的历史认识和记忆。

　　其次，中日和解的主要议题领域已出现“问题转移”，占据中日和解中心的议题已从历史认识问题转变为领土主权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教科书问题、21世纪初的靖国神社问题转变为2012年前后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以及当前日益凸显的台湾问题。历史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问题仍然是影响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但现阶段以及可预见的未来，以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为焦点的领土主权问题将是中日和解的主要议题领域。

　　再次，在情感认知层面，中日之间的战略互疑、互不信任和误解问题突出，中日和解受到日本对华认知产生战略疑虑和两国国民感情显著恶化的双重阻碍，和解的民意基础薄弱。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与日本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特别是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日本部分政界人士和民众对迅速发展的中国尚不适应。另一方面，两国国民感情显著恶化，中日和解的民意基础薄弱。从民意调查来看，对中日关系持乐观看法的受访者占比在低位徘徊，特别是日本民众对华认知十分负面，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只占10%左右。

　　最后，中日和解日益受到第三方美国的消极影响与干扰，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成为影响中日和解的重要变数。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国拉拢日本作为对抗中国的一员，日本越来越倾向于联美抗华，日美同盟日益强化。在台湾问题与钓鱼岛问题上，未来日美可能会更加强化协作，日本为了换取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支持会更加配合美国介入台湾问题，美国则会承诺对钓鱼岛问题的安全保障以置换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协调一致。

　　综上所述，中日和解既有日本掩盖否认侵略历史、逃避历史责任言行的困扰，又面临着以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为代表的领土主权问题的爆发和凸显，更有彼此认知负面、国民感情低位徘徊的阻碍。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美国作为第三方对中日和解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又进一步激发了中日在上述三个问题上的矛盾和对立，中日和解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更加艰巨。

　　三、中日和解的未来走向

　　为推动中日和解、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总结经验教训，中日双方应在如下领域努力。

　　第一，加强政治引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精神，恪守四点原则共识与五点新共识，维护中日和解的政治法律基础。两国保持高层互动和交往，领导人间开展交流、建立互信，对中日关系具有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和原则精神体现了两国在和解议题领域达成的共识，是对双方行为具有约束力的契约性文本，双方应坚持重信守诺，恪守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与共识。此外，距离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签署已过去10余年，其间中日和解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双方迫切需要对过去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全面总结，规划中日第五个政治文件。

　　第二，坚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加强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防止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长期恶化的导火索。日本只有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并将正确的历史和历史观传递给下一代，才能实现与中国真正彻底的和解。两国需要加强对历史问题的共同研究，从敌对大国实现历史性和解的经验教训中寻求启示，探寻中日和解的途径，防止历史问题成为中日关系长期恶化的导火索，进而推动中日关系走出历史的阴影。

　　第三，管控矛盾分歧，妥善处理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等敏感问题，完善危机管理机制建设，加强风险管控，增进安全互信，不使个别问题扩大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全局性问题。领土主权问题是当前中日和解面临的主要问题，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和油气开发成为中日双方必须直面并加以解决的问题。管控中日安全分歧，防止相关争端冲击并导致双边关系的全面倒退，为此双方应加强危机管理机制、沟通与互信机制的建设，加强相互了解，及时管控和妥善解决两国存在的分歧矛盾。

　　第四，开展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的人文交流，特别是加强青少年之间的交流，增进理解与信任，将“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真正体现到具体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中，厚植中日和解的民意基础。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民间交流始终是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石和力量源泉。在当前中日关系遭遇困难的情况下，要激活民间友好，要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交往，特别是加强青年群体间互动，深化理解、信任和友谊，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巩固中日睦邻友好的民意基础。

    （作者：门洪华，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中国战略研究院长聘特聘A岗教授；谭帅，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