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藏羌彝文化研究，必须有更高的视野、更大的格局、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就。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要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从藏羌彝文化与汉文化和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角度进行研究，改变过去“就藏羌彝说藏羌彝”的单一、单线研究。

　　历史上，藏羌彝与汉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就是汉文化与藏文化交流的使者。《新唐书·吐蕃传》载：“（贞观）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诏江夏王道宗持节护送，筑馆河源王之国。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见道宗，执婿礼恭甚，见中国服饰之美，缩缩愧沮。归国，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遂立宫室以居。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自褫毡罽，袭纨绡，为华风。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又载：“中宗景龙二年，还其昏使。或言彼来逆公主，且习闻华言，宜勿遣，帝以中国当以信结夷狄，不许。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纳贡，祖母可敦又遣宗俄请昏。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赞咄名悉腊等逆公主。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即使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汉文化与藏文化的交流依然非常密切。而羌族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古老的民族，党项羌曾经创立了西夏，但西夏就是汉文化与羌文化深度交流和融合的一个样板。彝文化更是全面吸收汉文化，清代以来，尤其是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1731）云贵总督鄂尔泰（后为云贵广西总督）借助军事力量，在以云南、贵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推行改土归流。到此阶段，中央有条件进行直接的统治，当时所选用的行政、教育语言就是官话（官语）。雍正八年（1730），以四川省建昌府（今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一带）人“未直礼教，应延塾师训习。但蛮童不解官语，塾师不能译语，训习似难遽通”为由，提议在汉人居住的较大集落设置私塾，让熟番和汉人的子女共同学习《圣谕广训》，然后再学习经书。曾任川滇边务大臣和四川总督的清末名臣赵尔丰显然也认识到只有通过消除语言隔阂，才能联络汉藏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从而在被地方旧势力统治两百余年的巴塘实现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赵艾东《清末川边兴学对藏族女性的近代启蒙与塑造——巴塘女学堂师生合影考》，《中国藏学》2020年第4期），因此，他在巴塘多设官话学堂，让只会藏语而不通汉语的藏民专习国语国文。兴学第二年(1908)，关外学务局在巴塘城乡就开办起6所官话学堂，截至宣统二年(1910)夏，巴塘男女生官话学堂各有15所和6所（张敬熙《三十年来之西康教育(上卷)》）。其中，女子教育以塑造忠君爱国、通晓汉语、集贤妻良母和英雄豪杰于一身的“新女性”或“女国民”为目标（见前引赵艾东文），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川边改革者为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作出的努力。

　　二、在撰写《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等带有“中国”字号的文史论著时，不应该将视野和格局仅仅局限在汉文化史领域，而应该包含藏羌彝等兄弟民族文化，将其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往今来，凡是冠以“中国”字样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往往是汉文化占绝对优势。但是，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政治上团结统一、文化上兼容并蓄、经济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亲近的民族共同体，是建立在共同历史条件、共同价值追求、共同物质基础、共同身份认同、共有精神家园基础上的命运共同体。所以，中国文化应该包括中国版图上所有民族的文化，其中当然包括藏羌彝文化及其学术研究。这一点，老一辈学者早已意识到。1937年，李方桂先生撰写了《中国的语言和方言》，指出中国语言的丰富多彩，其中的汉藏语系诸语言可分为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四类（李方桂《中国的语言与方言》）。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罗常培先生是一位高瞻远瞩、开一代风气的大师（照那斯图《新中国八思巴字学科的奠基人罗常培先生》，《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他对于中国语言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罗先生指出：“咱们为什么不能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尤其是材料特别丰富的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来建立中国的新语言学呢？”（引自孙宏开《罗常培先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的贡献》，《中国语文》2009年第4期）罗先生所说的“中国的新语言学”，是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罗先生所言“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指藏羌彝语言。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王力先生撰写《中国语言学史》，也密切关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先生在该书中对此有专论：“中国人自己所做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开始于李方桂所写的《龙州土语》（1935年调查，1940年出版）和《武鸣僮语》（1935年调查，其中音系部分曾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二本，其余部分尚未正式出版）。但是这两部书都偏重于语音方面和故事方面，没有能对少数民族语言作全面的描述。他的《莫话记略》（1943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二十，石印本）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音韵，第三章是故事，仍然没有涉及语法等方面。李氏在序里说：‘因为这书主要的目的是供给材料，所以比较、历史、文法上的各种研究都另文讨论。’可见他自己也承认这还不是全面的研究。但是，李氏曾受过严格的语言调查的训练，他的著作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的音韵和语法，其实音韵也可以归入语法的范围。依照这个原则去做的，有罗常培的《贡山俅语初探》（1942年铅印本），马学良的《撒尼彝语研究》（1946年写成，1951年出版），高华年的《彝语语法研究》（指纳苏语，1943年调查，1958年出版），金鹏的《嘉戎语研究》等（金鹏的《嘉戎语研究》是用法文写的，原题Etude Aur Le Jyarung，载于《汉学》杂志上）。袁家骅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1946年油印版，1953年出版），虽然以民歌为主，其中也有一个专章叙述音系与语法。”（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从王力先生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到藏羌彝语言在中国语言史中的重要性。

　　三、要借鉴汉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使藏羌彝文化研究换档提速，升级换代。

　　我们要用现代化手段，将藏羌彝文化进行普查、抢救、整理、研究、传承，将其成果数字化、规范化。要吸纳包括汉族在内的各兄弟民族专家学者和师生参与到藏羌彝文化研究之中，改变过去“藏羌彝族说藏羌彝”的局面。要挖掘藏羌彝文化的现代价值，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

　　（作者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