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总体地形构造是西高东低，这一基本地形趋势使得大多数河流、山脉呈东西走向。但横断山脉地区却是一个地理特点异常突出的区域。翻开地图，我们可以发现，这里的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几乎并列着，自北向南川流而过，在峰峦叠嶂的高山峻岭中开辟出一条条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自古以来，横断山区就是我国各族群众南来北往、频繁流动和交往交流的重要场所。为此，费孝通先生将其称作“藏彝走廊”。如今居住在这里的汉族、藏族、羌族、彝族等17个世居民族，无一例外都是从外面迁徙而来的。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各族群众在这条著名的走廊中持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汉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开端

　　汉藏羌彝走廊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上溯至距今约1~2万年前后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这一区域的汉源富林、狮子山、攀枝花迥龙湾、甘孜州炉霍县等地，考古人员均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和使用的石器。这些原始人群从黄河上游出发，向南流动进入汉藏羌彝走廊。他们最初主要在河流阶地、河谷盆地及洞穴活动，以狩猎和采集为生。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知汉藏羌彝走廊最早的人群。距今6000年前后，我国北方地区气候急剧变化。由于无法适应极端气候环境，生活在黄河上游的部分人群开始沿河流通道南下，向着纬度较低、较为温暖湿润的汉藏羌彝走廊迁徙。这一大规模人口流动一直持续到战国时期。在这一走廊的很多地方，如今均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遗落，甚至还有一些面积较大且文化堆积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如澜沧江流域的卡若遗址、大渡河上游的丹巴中路乡罕额依遗址等。这些原始人群进入汉藏羌彝走廊后，沿着一条条南北走向的河谷通道扩散发展和交往交流交融。因所在区域不同和发展程度的差异，他们在汉藏羌彝走廊中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面貌不同的人群支系，并逐渐分化形成了众多的部落。有关汉藏羌彝走廊人群分布情况的文字资料最早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根据记载，汉藏羌彝走廊地区到汉代时至少已分布着巂、昆明、徙、筰都、冉駹、白马、邛都等7个部落。广泛活动和分布于汉藏羌彝走廊的这些人群，正是自石器时代开始自黄河上游大规模南下进入这一地区的原始人群的直系后裔，也是今天居住在汉藏羌彝走廊中的彝族、纳西族、哈尼族、傈僳族、羌族等多个民族最早的来源。

　　汉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高潮

　　经过石器时代以来藏缅语族人群由甘青地区南下、蜀人北迁与西南夷部落的融合、羌人南下等民族流动与互动，到隋唐之际，汉藏羌彝走廊已形成数目繁多、大小不一的众多民族与部落。公元7-9世纪，崛起于雅隆河谷的吐蕃王朝向汉藏羌彝走廊展开强有力的扩张。到783年清水会盟之际，吐蕃王朝的控制范围达到顶峰，其东部疆域大体包括了今青海的全部、甘肃大部、陕西西部、川西高原及滇西北高原等辽阔地区，其“西临洮，东成州，抵剑南西磨些诸蛮、大度水之西南”，汉藏羌彝走廊基本处于吐蕃的控制之下。来自今西藏地区的藏族先民，与汉藏羌彝走廊的居民长期杂处，又有着较为相近的习俗，故彼此之间交往交流非常频繁，大大加速了融合的进程，最终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发展之路。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最初活跃在汉藏羌彝走廊地带的党项，在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册府元龟》则记载，当时位于汉藏羌彝走廊的部落中，出现了“吐蕃白兰”、“吐蕃哥末国”等名称。据《邵氏见闻录》《宋会要稿》等史书记载，至宋代，“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雅州夷人，皆其遗种也”；“在黎州过大渡河外，弥望皆是蕃田”。这里出现的绵、威、茂、黎、雅等州及大渡河，正位于汉藏羌彝走廊区域之中。可见，吐蕃王朝在汉藏羌彝走廊的统治，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对青藏髙原地区形成共同语言文字、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227年和1234年，来自北方的蒙古在先后灭掉西夏和金后，开始进入汉藏羌彝走廊地区。1253年，在今甘肃与四川交界的迭部县、若尔盖县一带，忽必烈与兀良哈台、抄合也只烈兵分三路军队远征大理。其中，西路军由兀良哈台率领，沿阿坝大草原进入今甘孜州北部，沿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德荣南下，顺金沙江南下。东路军由抄合也只烈率领，沿岷山而下，出雅州、黎州，过大渡河，经西州、建昌、会川，渡金沙江。中路军由忽必烈亲自率领，经阿坝草原，沿大渡河南下，在黎州越大渡河，沿安宁河谷下行，经建昌，出香城，渡金沙江。是年底，三路军队汇合并消灭大理国。从行军路线来看，蒙古三路大军均以穿越汉藏羌彝走廊为行军路线。蒙古此次针对大理的军事行动，对汉藏羌彝走廊影响极大，沿途各部落纷纷“望风款附”，这也使此次行动实际上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到1260年忽必烈继汗位时，蒙元政权完成了对汉藏羌彝走廊各民族的征服，并在这一带派驻军队、设官分治和设置驿站。自此以后的数个世纪里，蒙古族、回族纷纷进入这一区域，促进了汉藏羌彝走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到明清时期，随着木氏土司和彝族的向北扩张，明清至民国时期汉人的大量迁入，使汉藏羌彝走廊内各民族之间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融合。

　　汉藏羌彝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地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不断推动民族工作理论和实践创新，引领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创新发展，这也使汉藏羌彝走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明确提出“一切彝汉平民，都是骨肉兄弟”等有利于民族团结的主张。长征途中，红军通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集区和杂居区，汉藏羌彝走廊是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历程。红军在这里留下了中国革命史和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毛泽东同志强调：“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毅然决定修建川藏公路。在汉藏羌彝走廊积极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始终把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任务，采取包括实施西部大开发、对口支援、精准扶贫等措施，帮助汉藏羌彝走廊地区及居住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加快发展，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迈上新台阶。如今，汉藏羌彝走廊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不断实现新跨越，当地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得到极大提升，我国各民族在汉藏羌彝走廊的交往交流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多民族交汇地区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区域。汉藏羌彝走廊正是这样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地带。自古以来，汉藏羌彝走廊的人群流动一直在延续，各族群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从未停息。在地理空间相对狭小与各族群众交往交流极大开放的共同作用下，才形成了汉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开放包容、共享共生的互嵌式居住格局，逐渐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交融图景。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