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不仅从总体上高度概括了世界上数千年来唯一不间断发展的中华文明的根本特性，也体现在中华文化各个方面。从考古的角度观察石窟寺及其造像发现，其中国化的轨迹中这五个突出特性无处不在。

　　佛教石窟产生于印度，作为寺庙的一种形式随佛教经中亚传入我国新疆，从新疆向东进入中原，再从中原进入我国南方地区，沿途经历了地理与民族各不相同的区域，在区域、时代上均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其原因就是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自身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理与人文环境，同时，各区域、各时代的人们也对石窟及其造像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接受与改造。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佛教石窟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中持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中国石窟寺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于一体的特性，包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元素和符号，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的特性。

　　中国石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佛教约在两汉时期传入中国，佛教石窟及造像随之传入。从考古发现的新疆西部佛教遗迹，至中国西南四川乐山汉代崖墓上的佛像、长江三峡地区汉代遗物中的佛像，到今天的民间摩崖造像，其中的石窟寺在我国大江南北分布广泛，体系完整，是文化遗产中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最好例证之一。突出的连续性的特点是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不间断发展文明的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别于任何文明，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中国石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

　　今天所见中国早期石窟最典型的例子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第一期开凿于公元460—465年，支持开凿云冈石窟的鲜卑皇帝来自东北，领头开凿的僧人昙曜则是来自西北的甘肃凉州（今武威一带）。昙曜将另一个僧人法果提出的天子即如来的思想贯彻于新石窟的开凿活动中。今天看到的云冈第16—20号洞窟中的佛像即是昙曜照着北魏已有的五个鲜卑族皇帝的模样设计雕造，他们或坐、或立于类似印度的草庐一样的洞窟中。公元470年之后陆续开凿的云冈第二、三期石窟中，佛则住在了中国楼阁式塔中、汉式宫殿中，衣着与第一期佛像披裹的袒右肩袍子式的袈裟不同，佛像穿上了汉族士大夫的衣服，供养的鲜卑贵族也全部穿上了汉式服装。从此，以中国人的形象创造佛及佛教人物形象成为定式。这些变化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之典型例证，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中国石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石窟来自印度，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以皇帝为原型创造了中国石窟中佛的形象，唐代开凿的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中武则天则将佛做成了自己的模样；同时大量流行石窟的新形式——摩崖造像，即不再开凿洞窟作为寺院，仅在崖壁上开凿佛龛造像供人礼拜。摩崖造像中大量的佛、菩萨、弟子、供养人的形象随之也变成了中国各地区、各时代人物的模样；摩崖造像中的佛教建筑、装饰图案，甚至花草树木都变成了中国样式，这些都是佛教石窟为了适应在中国各地区、各民族间的发展作出的调整。可以说佛教艺术发展过程中，凡经历过的地区都留下了那里的痕迹，因此，尽管佛的基本特征变化不大，但与佛相关联的石窟或摩崖造像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留下了众多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物例证；与发源地印度的石窟比较，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完全不同。中国石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最直观的实证，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之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的国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维护国家统一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石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作为寺院的一种形式，石窟寺在印度通常是由开凿在河畔山崖边的一群洞窟组成，不同功能的洞窟组成一座石窟寺。一座石窟寺必须要有最基本的两种功能型窟：礼拜窟与僧房窟。礼拜窟用于宗教礼拜活动，是寺院的佛殿，窟中必须要有表示佛及其他服务于佛教礼拜功能的雕刻，一般为佛教故事雕刻，通常华丽而复杂。僧房窟是供僧侣生活居住的洞窟，相当于今天寺院中的僧寮，简单而狭小。传入我国新疆地区、甘肃敦煌地区后，开凿的佛教洞窟外形与类别渐与印度石窟不同。礼拜窟中以壁画取代了用雕刻、彩绘装饰窟壁的做法，僧房窟从减少直至消失。在新疆、甘肃虽然还有大量的僧房窟，但比之于石窟发源地印度围绕一座礼拜窟开凿大量僧房窟的做法开始减少，至5世纪中原北方地区兴起开凿石窟之后，我国北方地区的陕西、河南、山西等佛教石窟开凿区域僧房窟已非常少见，大多只开凿礼拜窟，出现了大量仅有礼拜功能的摩崖造像龛、像。传到南方后，以川渝地区为代表，绝大多数都变成了摩崖造像龛，偶尔才有洞窟开凿，僧房窟绝迹。到了两宋时期，由于雕刻形式更自由，不再受洞、龛等形式和范围限制，很多佛教形象直接以连环画形式出现于崖壁上，人们便更愿意称其为石刻。以至于学术界很多时候将石窟、石刻、摩崖造像混用，原因即源于中国的野外佛教石刻、摩崖造像是石窟在中国发展变化的新形式。而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佛及其相关的人物形象、故事内容、图画形式等早已是融合了中国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书画艺术为一体的中国民间信仰表达形式，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最直观的例证。可以认为，中国石窟中的晚期杰作大足石刻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之见证，是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优秀成果。

　　中国石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

　　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东来西往的僧侣、使臣、商旅不仅是佛教、佛教石窟的传播者，他们也是和平的使者。他们将佛教信仰、哲学思想及相关的文化艺术带到了中亚、我国新疆地区，进入中原地区，再传到南方，所经之地都被接纳，并按当地民族的理解进行再创造。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使其能够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兼收并融，融合创新，并按照当地人民和社会发展需求形成了中国石窟的完整体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作为佛教石窟的研究者，我们应该努力研究、深刻认识中国石窟中所具有的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

　　（雷玉华，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员、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