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这是自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确立以来，进一步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任务的高度加以明确。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逻辑和内在动力，科学把握其理论基点，是践行使命任务的前提，有利于找准推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的方向和着力点。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

　　中华民族概念是近代中国在国家建构的探索过程中被梁启超提出，而这一概念的产生则是基于中华大地上数千年来各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进而融聚成一个实在的多民族大家庭的客观历史事实。从大量考古实证可见，在中华大地上，史前时期中华民族先民就在不同区域创造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点格局。夏商周时期，逐渐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区域统一的政治共同体，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大一统王朝国家的建立，为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创造基本条件。经过魏晋时期各民族长期的接触、冲突与深层次交融，成就了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华夷一体”的空前融聚。辽宋时期南北交融进一步加深，至元明清三代，中华民族核心区域各民族内部交融不断深化，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实体空前凝聚，特别是近代以来，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共同伟大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纵观中华民族这一实体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其基本动力。

　　各民族文化在接触中交流互鉴，多样的经济类型在交流中互补共生，中华民族在交融中兼收并蓄。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文化疆域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扩大，各民族不断融入并凝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阐述了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源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合”是主流，“交”是过程，“融”是关键。另一方面，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也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华文化对多元文化和世界文明具有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质，决定了团结和谐始终是主流，无论文化如何多样，总能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借鉴，以认同中华文明共同价值观为基础，最终融为一体。中华民族是浸润了中华文化、承担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使命的民族共同体。

　　“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动力

　　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突出特点，“大一统”思想意识源于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共有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和文化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动力。“大一统”以尊君重民思想，维护国家政治统一，融合诸子百家，以儒为纲来实现各民族思想统一，通过“夷夏一体”来维护民族统一团结，以“和而不同”理念来协调文化统一。纵观中国历史，在各少数民族建立起全国性政权的历史时期，认同中华文化、接续中华文明、坚持中华道统、把自己归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序列，建立大一统的国家都是基本共识和目标追求。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协调多民族大家庭团结稳定，以中华民族集体利益的实现来充分保障各民族利益，成为促进各民族交融的一套行之有效的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各民族提供了最基础性的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大一统”维系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各民族在积极践行“大一统”思想的实践中形成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大一统”的思想共识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动力。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大一统”思想逐渐以观念、制度和文化等体系得以强化，这种集体意识的产生并非基于统治体系自上而下的政治塑造，而是基于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生存智慧形成的集体共识。“大一统”的巩固和发展来自于多民族共同推动，各民族都以实现国家的“大一统”为己任，都为“大一统”思想和实践作出独特贡献。尽管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多个分裂、割据时期，但“大一统”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追求从未改变，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落脚点始终是在“合”上。这种超强的内聚力是西方国家无法想象的，而其根源则在于坚持“大一统”始终是中华民族的集体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着力点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做好民族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民族工作新的历史方位，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努力开创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一是深刻领会“四个共同”的核心内涵，“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准确诠释中华民族的历史观，从历史观中去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过程的科学认知，理解多民族团结融合的历史逻辑。探寻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基本特征，即在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并挖掘这些特征产生的内生动力。理解“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是各民族得以不断融聚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大家庭得以不断接续发展的基础逻辑。二是从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勇于革故鼎新的创造性，始终追求各民族团结的统一性，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以及植根于中华民族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里的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出发，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涵养的优秀精神品质。三是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以“五观”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维护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增进各民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培育新时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引领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是正确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四对关系”，引导各族人民正确看待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增进共同性并不意味着消灭差异性，尊重差异性也不是固化差异；在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时，要牢固树立只有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利益，才能更好实现各民族利益，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理解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时，应秉持各民族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主干孕育的枝叶，中华文化的灿烂多元得益于各民族文化的兼收并蓄；在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上，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我们应当深入思考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机制，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看待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从历史维度中去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的内在动力，才是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找寻理论与实践基点的科学路径。

　　（刘荣，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教授；吴鹏，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