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我国学界尽管在传统历代王朝史观基础上形成的话语体系是主流观点，但国外则有学者将这一过程视之为“中华殖民主义”，而国内学界则在何为“中国”的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难以形成一致意见。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的提出，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成为热点，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明确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但是从目前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论著看，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依然是学界有待解决的难题，《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以下简称《概论》）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整体视角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有效路径。

　　“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完善的话语体系是《概论》撰写的目的。通读《概论》，基本做到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为我们提供了从整体视角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

　　一、以“天下”为视角和考察范围，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长期以来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国”，进而从“中国”的视角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是传统做法。只是“中国”的含义虽然是丰富的，但历史上更多情况下是指称“正统”，指称王朝国家疆域的用词是“天下”，而非“中国”。《史记·郊祀志》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可知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息繁衍的整个区域被称为“天下”，而“中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从“中国”涵盖的范围是无法揭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全貌的。《概论》认为“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长期在此生息繁衍”（《概论》第21页），“在政治观念上，以‘天下’统摄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是古代各族的共同信念”（《概论》第25页），而第四讲则更是明确以“天下秩序与华夏共同体演进”为标题，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其后至第十一讲基本是从“天下”的视角诠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历程。尤其值得特别提及的是每讲开始之前的概述，是“天下”视角在每讲中的具体贯彻，起着对传统历代王朝叙述习惯纠偏的作用。如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华民族呈现“华夷一体与中华民族空前繁荣”的样态，开篇在概述隋唐五代沿革年代的基础上增加了“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边疆族群建立的吐蕃、回纥、南诏、渤海等”（《概论》第146页）的表述，这是编写组为超越传统隋唐话语体系而做出的特别安排，也是“天下”视角的具体体现。《概论》的这种做法，明显超越了以往传统的视历代王朝为“中国”的叙述体系，不仅是一种创新，也更契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发展”为线索，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四个维度，揭示不同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呈现的不同样态，论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经过交流交往交融，发展、团聚、统一的历史必然性。”（《概论》后记）多民族国家中国是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人群共同缔造的，在缔造过程中这些人群凝聚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客观现实。面对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理论的长期影响，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后半期引发过两次全国范围有关“历史上中国”的大讨论，但以历代王朝为主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和“边疆”（非历代王朝）二元角度认识和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依然是习以为常的固有做法。在这种叙述体系中，历代王朝、中原和汉族的作用被夸大，而中华大地历史上的其他更多政权和人群以及边疆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则不仅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而且也无符合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实际。《概论》则超越了传统叙述体系，将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的上的众多人群视为一个共同体，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方面阐述这些人群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过程。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历史而言，《概论》给出的叙述体系是：华夏共同体是先秦时期呈现的样态；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五胡”入华呈现中华民族大交融的状态；中华民族的空前繁荣是隋唐时期的样态；辽宋夏金时期纷争不断，但“共奉中国”推动着中华民族凝聚发展；元代的中华民族则以“混一南北和大统合”为特点；明朝时期则“中外会通和巩固壮大”是其表现；清前中期是中华民族实现了“格局底定”，后期“意识觉醒”为其特征。《概论》对中华民族在不同时期呈现样态的描述能否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尚需时间检验，但这种探讨无疑更是一种创新，不仅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具体抓手，其重要性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三是将对“大一统”政治秩序的继承与发展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交流交往交融的关键因素，贯穿于具体阐述的始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多元一体，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财富，也是我们国家的重要优势。”中华大地的历史虽然也有着分裂和统一的交替，但“一体”是其最终的发展方向，而导致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走向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关键即是“大一统”历史传统。《概论》以“大一统历史传统”为题，对“大一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做出了如下认定：“大一统夯实了中华民族作为超大规模政治共同体的制度与文化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和谐相处之道与中华文化认同之道”；“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并进一步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发展壮大，根源在于对大一统理念的推崇和实践”。（《概论》第12页）尽管《概论》对先秦时期的“天下秩序”、“大一统”政治秩序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阐述，但上述这些认识无疑正确揭示了“大一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秦汉、隋唐、元、清等王朝，通过构建“大一统”政治秩序，不断推动着中华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实现了中华民族的初步形成、空前繁荣和格局底定，而魏晋南北朝、辽宋夏金和明朝时期，“大一统”则成为中华民族大交融、凝聚发展和巩固壮大的主要动力，《概论》的这种阐述是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历史的，有助于“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也是对“四个共同”的完美诠释。

　　《概论》除在视角、框架设计和具体阐述上完美超越“以政治史为主轴的传统王朝断代史与族别关系互动史”之外，在其他很多方面都体现着创新性。如“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下，将中华大地历史上存在的政权和凝聚的人群以“民族”视之，并将其和当今的56个民族形成对应关系，且在具体叙述中经常以“中央”“地方”做区分，是当今历史学尤其是民族史学界的习惯做法。但是，“民族国家”观念是近代传入的，并非中华大地上固有的人群划分方式，这种做法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概论》在概念的使用上回归了传统，用“族群”“人”等用语，也是对以往传统的一种超越。

　　总体而言，《概论》是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不仅达到了“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出发，紧扣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主轴，呈现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共同性不断增长，展示各民族融为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的编写目的，更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称其为“金教材”实至名归。

　　（李大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