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盛夏，我有幸作为云南大学第九届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生田野调查暑期学校的学员，踏上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学术探索之旅。作为一名在读博士生，我曾在导师的引领下深入东北的少数民族地区，但西南的多元文化对我而言仍是一片未知的领域。因此，当得知能加入马翀炜教授带领的“箐口马帮”，前往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箐口村进行为期10天的田野调查时，内心的激动与期待难以言表。

　　箐口村坐落于元阳梯田国家湿地公园及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核心区，这里不仅有着“山间水沟如玉带，层层梯田似天梯”的自然美景，更保存着古朴的哈尼文化，堪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典范。然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并非观光，而是深入田野，对哈尼族的生产生活进行文化的释义。

　　抵达箐口村的次日清晨，马老师在组会上鼓励大家提出各自的研究主题。轮到我时，我支支吾吾地讲道：“我发现背竹篓行走的村民无处不见，而且这些背篓大小、形状不一，这是在北方农村看不到的，我想探寻下背篓的用途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没想到这个想法即刻得到马老师的肯定，他鼓励我朝着“物的民族志”角度展开研究。

　　以此为突破口，我开始专注于竹背篓的调查与研究。清晰地记得，当时社恐的我为了访谈背背篓劳作的人，曾清早堵在下田的路口追问割草回来的大叔、烈日下默默地帮村民摞盖房的砖、饭后驻扎在小卖部物色能搭上桥的中间人。为了准确测量各式背篓的尺寸，更是央求卖布匹的摊主以20元的价格把她的旧软尺卖给我。那几日，在马老师循循善诱的提点下，经历过那么多次田野调查的我，竟第一次深切感受到顺藤摸瓜带着问题、破解问题、发现新问题的快感。当然，这个过程会受挫、会委屈，但最难忘的还是那份陌生人给予的帮助与感动。

　　一位哈尼族大叔似乎察觉到了我连日来的努力，见我蹲坐在小卖铺门口茫然地盯着过路人，他竟主动邀请我到家里坐坐，给我展示家中所有的背篓。这让当天多次被拒访的我受宠若惊。尽管语言不通，淳朴的大叔仍翻遍“蘑菇房”，用他蹩脚的汉语向我详细讲解每个背篓的使用场景，甚至连同其他劳作生产的知识一并解释。本以为只是幸运的一面之缘，但就在返程前一天的早上，大叔跑到基地找到我，邀我中午到他家吃个便饭。当我坐到他家饭桌前时，才知道他的爱人长年在外打工，这四菜一汤他足足准备了一上午。我是一个特别挑食的人，梯田红米有点让我不好下咽，折耳根的冲味让我感到不适，但我面带微笑地全部吃了下去，泪水在眼里打转。就在我道谢起身离开时，大叔又叫住了我，他拿出半编织袋自己种的梯田红米，解释道比外面卖的好，要我收下带回东北。这份深情厚谊让我倍感惭愧，自己什么都没为他做，何德何能受如此厚爱？时隔七年，一切依然历历在目，也许是因为那次我读懂了“物”，也许是因为那次我找到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的意义。

　　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中，“物”通常被分为三类：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纯粹实用器物”、为宗教或社会制度服务的“仪式器物”，以及追求文化美感的“艺术器物”。哈尼族的竹背篓绝非愚昧或落后的象征，而是山地民族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作出的适应性文化选择。它不仅是一种实用的工具，更与性别分工、互助体系、价值观念、道德评价、宗教信仰、仪式过程、抚育方式、艺术创造及生活方式等文化要素紧密相连，构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

　　当对一个民族的认知从纸面跃入现实，当素未谋面的求助受到热情洋溢的反馈，当拘谨忐忑的提问换来直言不讳的内心独白，当短暂的田野交情变为长期的友好往来，内心的喜悦与感动无以言表。在田野过程中随着与各民族的深入接触，我由衷敬佩那些为民族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保护无私奉献的建设者和坚守者，也深知唯有真心、真诚才能赢得他民族的真言、真情。正是这份执着，让我逐渐读懂了他们的民族发展史、民族心理与民族情结，也让我更加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远意义，以及“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深刻内涵。

　　（作者单位：通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