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中，调查者最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其次是饮食问题。吃什么？怎么吃？吃得怎么样？常常会给调查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吃”，有些人把它当作一种一般化的日常行为，将有关“吃”的故事作为边角材料“塞”进自己的后记中，作为一种田野的“苦难”叙事加以呈现，例证田野的“真实性”，如有些作者会描述在云南田野时因误食某种菌类而遭遇的小窘迫，以此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而一些细心的田野工作者常常会发现，“吃”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表征，其背后往往隐含着更加深刻的文化意义，根植于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因而，由“食”的本身入手，去探求背后更大的世界，是一种具体的方法，更是一种民族学、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论。

　　先来看“食”。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食材本身是地方性的，与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其含有的传播性特征，食材又是世界性的。但这种传播性并非自发、自然的，也不是呈同心圆式的，而是受地理、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所产生，由此，以食材为突破口找到这种传播机制，就是人类学家的兴趣所在了。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甘蔗的传播与权力结构密切相关，作为味道的“甜”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物，并不是身体成瘾性所能简单解释的，背后的权力体系才是本质。咖啡的全球风靡与公共空间的兴起密不可分。“食法”也很特别，炒煸烩焖烤等各有千秋，但有些族群中流传着诸多“食法”禁忌，规定哪些食材不能用某种烹饪方法食用，这才是理解地方知识的关键所在，人类学家探索背后的“为什么不能”，或许可以从苦难记忆、历史再造、文化交融等更大的背景入手。“食的象征”就更有意思了，很多地区将动物“内脏”赋予象征隐喻，“食牛排”与“吃杂碎”成为一种阶层身份的表征。再如，川湘地区的人喜欢食“辣”，而我们常常将湖南女子称之为“辣妹子”，“辣”带来的味觉冲击与直爽豪迈的性格一致，实际上表达了一种“物”和“人”的互构关系。

　　再来看“俗”。“吃”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吃”，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是“我群”建构的一种方式。“和谁吃”是首要问题。关于这一点中国人最有发言权，从菜品安排、餐桌形制、位次排定、发言顺序、如何收尾等等都有着一定的严格“秩序”，谁在餐桌上有“越轨”行为，就可能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社会性死亡”，逐渐在群体结构中被边缘化。很多时候“吃”并不是为了温饱，而是一种社会化或者规训的行为。一个田野工作者，仅观察个体行为人“和谁吃”的问题，基本可以构拟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吃”放置在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结构中考察只是研究的一个观测点。实际上，“吃”更多附着了各种人情味、烟火气的文化习俗。印第安人要举办“夸富宴”，要大吃大喝，要“千金散尽”是一种代代沿袭的文化习俗，若不理解背后蕴含的地方逻辑，就很容易将其定位为一种“非理性”的行为，而其本质上是一种看似“无用”的“有用”，是地方社会实现自我“新陈代谢”的一种优化方式。由“食俗”引发的冲突与矛盾就更多了，小到个体与家庭，大到族群、区域、国家等，都屡见不鲜。然而，“食俗”仅仅是表征，其背后蕴含的是身份结构冲突、文化结构冲突、阶层结构冲突，甚至是地缘结构冲突，更深层的可能是文明根性的差异。人类学家最擅长的就是如侦探般，通过一层一层的文化表征，抽丝剥茧，让真相一步一步显现出来，从而生产出更多不同视角、不同价值的知识，让人们摒弃偏见与狭隘，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副院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