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我们时常要“研究”路。不过这些“研究”并不是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而是为了调研的便利，去选择便捷的交通线路和合适的交通工具。2019年12月，我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依吉乡的一次田野调查，促使我更加深入地思考道路的意义。12月7日上午9时，我们来到依吉乡蚕多村村委会，村党支部书记在向我们介绍村情时说到，以前村里不通公路，他骑马到各村民组和自然村走一圈需要花费半个月的时间，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政府修好了到各村民组的公路，现在坐车出行，一天就可以在村里走一圈。从半个月到一天的时间变化，体现出来的是治理效能的提升，以及党委政府和村民社会关系的重构。村党支部书记还说到，现在村民只要给他打个电话，需要他现场处理的事情，他当天就可以去处理，要是以前骑马，得等上好几天；党委政府要求宣传的政策，现在也能够及时传达到每一户村民。公路拉近了村民和党委政府的距离，也让村民感受到了党委政府就在身边。 

　　在依吉乡的调研还让我感受到了道路对民族关系的重构。依吉乡处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地带，居住着藏族、汉族、蒙古族、纳西族和彝族等多个民族。2019年末，依吉乡有户籍人口3700余人。由于境内海拔落差大，地表褶皱多，道路建设困难，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并不顺畅。我们在该乡麦洛村调研时发现，藏族、纳西族和蒙古族生活在不同的自然村，他们都说自己的民族语言，各自然村之间不同民族的人难以直接进行语言沟通。我们的调研也需要借助懂当地藏语、纳西语和蒙古语的翻译。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得知，由于以前交通困难，很多人都没有走出过生活的自然村，其他地方的人也很少来到他们生活的地方，所以不同自然村之间缺乏通用语言。精准扶贫修通了各村民组的公路之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开始逐渐增多。我们调研期间，正值依吉乡的藏族欢度一年一度的俄喜节。藏族人在村寨里表演锅庄舞、山歌对唱时，周边的纳西族、蒙古族和汉族同胞也纷纷乘车前来参观学习。我们在访谈的过程中，很多年轻人介绍，现在公路修到了寨子里，交通方便了，他们不仅和周边村寨的各民族交往增多了，还加强了他们与全国各地的联系，在东部沿海地区务工的村民每年都可以回家过节，能够将外面的信息带回到村子里。 

　　这次田野调查也让我想起了我老家的寨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修路的情景。通过修路将寨子的人再组织起来，重构了邻里关系。我的家乡很早就通了公路，公路上每天还有通往县城的客运班车。但是，公路距离我们生活的寨子还有两百多米的距离。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和寨子里的住户商量，准备把公路修到寨子里来。其中9户人家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大家一起出工出地。但有1户不同意修，原因是修路占用他家的承包地最多。后来，其他9户又商议给这户一些经济补偿，最终达成了修路的一致意见。开工以后，寨子里的成年人每天都拿着锄头、箢篼和扁担上工地，依靠手挖肩挑修起了一条公路。从此，拖拉机就可以开到了寨子里面。公路修通以后，村民烤烟需要的煤炭、修房需要的材料都可以直接运到家门口，出产的农产品也可以直接在家门口装车，大大节省了人力。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我每天上学路过乡政府的时候，就看到墙壁上有“要想富，先修路”的一行大字。我当时就心想着，寨子里修通了公路，是不是我们就要致富了？公路修通以后，运输煤炭方便了，寨子里的每家每户都开始种植烤烟，促进了经济条件的改善，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和睦。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种烟能手，多次受到区县的表彰。我上初中的时候需要到学校寄宿，父亲把他在县里获得的劳模奖品——一个枕套和一床被面送给我。这些奖品陪伴了我三年的初中时光，激励着我努力学习。 

　　道路在改变我们时空关系的同时也在重构我们的社会关系。由于不同时代的交通方式不同，人们的交往交流范围不同，对道路的需求也不同。我们现在的道路标准和道路等级不断提升，大大压缩了人们交往的时间间隔和空间距离。特别是民族地区道路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支撑。 

　　（作者系湖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