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通贵乡是我出生到小学生活的地方，这里是一个回族聚居区，它位于黄河东岸，而一河之隔的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的大庙乡，则生活着蒙古族，正是因为一河之隔的两侧农、牧不同生活生产方式和回、蒙两个民族在经济方面的各自所长，推动了我的家乡、我的父辈们和牧区蒙古族同胞的经济往来。 

　　一、“走东山”到宁蒙贸易 

　　在我还是孩童的时候，每到农闲时节，会听到村里包括父亲在内的青壮年男人们在集体（村社）派遣下“走东山”，去到东山要么是深秋、冬季去打麻黄，要么是用一些粮食换一些牛、羊。年少懵懂的我既不知道东山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东山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为什么那边的草原上会有麻黄草，会有那么多牛羊。 

　　随着年龄增长，我所在的宁夏平原地带农村也步入了改革，开始了联产承包，市场经济的行为越来越多。我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周围父辈中有很多成为了自发的“跑东山”的代表者。从过去的“走东山”到彼时的“跑东山”，一方面是交通方式的改善，另一方面是频次的增加。他们到东山买来牛羊，经过一段时间的饲养或直接在宁夏川区的各集市卖掉，或者在旱季时将川区草料、粮食运送到东山，一年来回几次赚得自己的好生活。同时，因为频繁的贸易往来，“东山”里的人也会到他们家里来做客，在我周围形成一种新的屡见不鲜的回蒙民族间的社会交往。 

　　上初中后，我随父母搬家到了几十公里之外的银川市郊区红花乡北塔村，直到高中、大学。我在大学所学专业也是在懵懂中误选了民族学，但“误选”的这个专业却让我在不断的深入学习中越来越喜欢。 

　　大学高年级受到一定的田野训练，我也开始思考，我的田野应从何处开始。儿时记忆、生活的场景、亲戚父辈们从年轻到如今正在经历、熟悉到如同与生俱来的平常，让我一下子从多种可能中抓取出一个关键词“走东山”（跑东山）。从那时起，我开始在假期频繁回到儿时生活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父母的亲戚，经过他们的帮忙介绍，我开始有意识地参与观察、住居体验，深入地与“跑东山”的亲戚和亲戚的亲戚、朋友们了解“跑东山”的渊源始末、频次、规模、范围、数量、季节变化、由“跑东山”带来的社会交往等，我也跟着他们到了“东山”，认识了他们经常交易的蒙古族生意伙伴，住在他们家里，观察他们的生活日常和生产生活。在记忆和现实的交织中，既补全了我熟悉的田野中所蕴含的不熟悉的不同民族间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原理，也明白了经济相互依存对于民族关系和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也在熟悉的田野探索中，产出了我学术生涯中第一篇有分量的以“走东山”为视角切入的宁蒙贸易的成果。 

　　二、变迁中的城乡接合部 

　　大学毕业后，我家所在的村庄，也就是我搬迁后的家乡，因位于银川市近郊，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经历快速而彻底的社会变迁。在我初中时还是银川市重要的蔬菜种植和供应基地，到我高中时，转变为牛奶养殖、温棚蔬菜、河池养鱼等多样化生产。 

　　到我上大学后，父母们的身份也实现了农转非。在这个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承、变化的过程中，我熟悉的家乡再次引发了我的思考。于是，我再次深入去体验自己熟悉的田野，在四季轮回中观察由村庄转型而来的居住小区是否还有从前的影子。在生活日常中感受时代的变化对一个小的社会和人群的影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对社会变迁的牵动、农民到市民身份的变化带来的社会交往的变迁、传统乡村文化转型对新文化形态的促动和影响等。 

　　在观察和体验中，运用民族学专业的视野去看待周围，将熟悉的化为陌生，将陌生的化为熟悉，在主位与客位的结合中，在浅描与深描的交替中，感受大社会对小社区的影响和小社区对大社会的折射，也让我深入地思考在社会的变迁中如何去看待普通人生活的变化，变化带来的文化如何适应和转型，如何让各民族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自身文化和生活的现代化。在这一次熟悉的田野体验和思考中，既让我产出了自己关于城乡接合部转型和变迁意义的学术成果，也更增强了我作为一个民族学学者的责任和使命。 

　　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成长和田野经历中，似乎再一次回到那熟悉的场景，熟悉的生活环境化为熟悉的田野，可能既是我所幸，也是我所不幸。幸在熟悉的容易进入，不幸在可能因为太熟悉而影响了客观和深入，也许这正是我在学术上没有更高造诣的原因。无论如何，作为一个民族学学者，能够找到自己的田野或生长于自己的田野，才会有学术上的真正成长。 

　　（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