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从2014年被提出至今，逐步成为理解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核心议题，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标识性概念，并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学派”意义。

　　一、以何成派：中华民族共同体议题的生成历程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经历了从“中华民族”研究重心转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重心的路径。“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与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和现代国家建构过程密切相关，不可避免地受到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框架的影响。学界一般认为，“中华民族”的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中华”与“民族”在近代语境中结合而成的复合概念。正因其生成于中西概念转换的历史语境之中，“中华民族”在早期使用中并不具有完全稳定的含义，而曾呈现出汉族、国族、复合民族、中国各民族总称等多重解释。

　　围绕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一次较为集中、影响深远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在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中，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经过长时间的融合同化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再用“民族”来称呼具体的民族，费孝通回应批评说“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在消除因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这一讨论的意义在于，它较早揭示了中国民族理论中“一体”与“多元”之间的关系，对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研究也从受到苏维埃学派的影响转向本土化。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史观，倡导“补课”以接轨国际，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成为本土化里程碑。20世纪80年代，教研机构复设，域外论著系统译介；90年代，研究重心转向本土创新，领域覆盖国际各分支；21世纪以来，国际交流密切，本土学术特质逐步凝练，中国特色民族学呈现孕育生成态势。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指明了中华民族研究和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的新发展方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不是简单的“中华民族”加上一个“共同体”，而是在“多元一体”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推进，其研究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复合结构，聚焦其如何在历史进程、制度实践、共同发展和价值认同中不断巩固。它的研究重心得以跳脱出西方民族理论和民族国家理论的桎梏，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具体国情出发，跳出单一层面的民族现象，将历史经验、制度运行、社会关系和价值认同统摄于统一框架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成为标识性概念。

　　二、何以成派：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核心标识

　　中国特色民族学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要研究范畴，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各民族关系的结构演进、国家治理的制度实践以及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凝聚纳入统一理论框架，由此超越了一般议题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具有明确的中国问题意识。马克思提出的“共同体”的核心体现在于“自由人联合”，最本质就是“共同性存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族人民在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中形成的现实共同体。它既关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也关乎各民族和各族群众的现实发展。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可以跳出西方“族群边界”“身份差异”“利益竞争”“国家同化”等理论框架，充分解释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延续、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历史事实。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积淀。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历史积淀型共同体，各民族在连续演进的总体趋势中交往交流交融。从历史维度进行研究，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历史根基，能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实际，在繁多的历史文献、考古材料中还原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实际过程，充分说明多元如何形成一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具有鲜明的特色实践指向。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是因为它始终与新时代民族工作、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紧密相连。它既能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基础性问题，也回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实践性问题；既关注共同体的本体结构，也关注共同体意识如何转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具有突出的认同凝聚维度。在长期历史进程和现实实践中，各民族形成了相对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以来，共同抵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不断夯实共同体认同的制度基础；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进一步把这种认同提升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和民族理论研究的核心命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之所以能够呈现出“中国学派”意义，正在于它同时具备了理论基础、历史积淀、实践导向和认同升华，这一整体性研究得以回应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整体性视角重新组织民族研究的基本范畴。

　　三、路径突破：具有世界话语的中国学派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已经具备中国学派生成的基本条件，但要真正发展为成熟的中国自主的民族学知识体系，在西方民族理论桎梏中站稳立场，还需要在研究路径上实现进一步突破。

　　要从正本清源走向机制解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体现了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更进一步的机制性问题是，共同性何以在尊重保留多元一体结构的同时积累起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如何不同于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而未走向同化？如何提炼出机制、形成完善的中国特色民族学理论体系，要求研究者从简单的历史叙述转向过程分析和机制解释。

　　要从政策阐释走向学理阐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与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建设密切相关，但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政策话语的解释和转述上。成熟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必须能够把现实实践上升为学理问题，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解释力，明确研究对象与边界，系统厘清其概念内涵与范畴外延，梳理历史发展脉络，揭示内在演进逻辑，形成完整的知识框架，助力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发展。

　　要从中国经验走向世界表达。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首先立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但它的理论意义并不止于中国内部。当前世界范围内，身份政治、民族分离、局部战争等问题仍然突出。许多西方理论习惯于从族群边界、权力竞争和身份对立出发理解民族问题，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则提供了另一种解释路径：多样性并不必然导致分裂，差异也不必然走向对抗，关键在于能否形成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真正的共同体”。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方能彰显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研究”（24&ZD191）】

　　（作者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