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李大龙著，华夏出版社出版

　　进入21世纪，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其实施，以及边疆问题的凸显，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等诸多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的广泛关注，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随着民族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问题研究等诸多学科的学者积极参与中国边疆研究，在促进中国边疆研究不断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热点和难点问题，甚至对于何为“中国”、何为“边疆”，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认识上也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国边疆学基础理论研究》一书聚焦边疆学难点和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关于中国边疆话语体系建设的论争

　　话语体系的建设既是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更是前沿问题。长期以来，历代王朝史观左右着学界对中国边疆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国家”理论和历代王朝史观出现了结合的态势，尽管1951年开始的“历史上的中国”大讨论对历代王朝史观提出了严重质疑，但对于中国边疆而言依然是被忽略的方面，在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上学界依然存在认识上的较大差异。就具体认识而言，从近年来已经出版的论著看，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边疆”概念认识上的差异，主要是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文化边疆等与传统边疆认识的差异。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近年来学界尤其是经济学、国际关系和军事领域学者提出的概念，而文化边疆则在民国时期即已经存在，关注的是边疆与内地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传统边疆则是源自历史学对边疆的认识，一般是从中原王朝的视角认识边疆。

　　二是所谓“建构论”与“实在论”的论争。“边疆”是人为建构出来的，还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政治学领域学者进入中国边疆研究带来的理论纷争。如果上述对边疆的界定体现着不同学科背景学者在切入视角上的差异，那么所谓“建构论”与“实在论”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对研究对象认知的差异，实则依然是源自对“边疆”性质认知的不同。

　　由此也可以看出，构建中国边疆话语体系才刚刚起步就在研究对象的认定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边疆学“三大体系”建构任重道远。关于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理论解构

　　对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进行理论阐释，是构建中国边疆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在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是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观的核心内容。长期以来，依托“二十四（五）史”构建起来的王朝国家话语体系尽管影响着国人对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认识，但新中国成立后王朝国家话语遇到了质疑，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代表着这种倾向。其后，尽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上溯”的观点成为主流，但具体到一些认识对象上则难以确定明确归属，且存在严重分歧。尤其是历史上存在但今天已经消失，且其活动区域分属于我国和邻国的边疆政权，其历史归属存在分歧。

　　关于“东亚天下秩序”的理论解构

　　这是一个传统话题，也是认识中国边疆难以回避的大问题。尽管长期以来我们用历代王朝史观阐述中国历史，但东亚在历史上是否存在以中国历代王朝为中心的传统的天下秩序，近代以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是缺位的，甚至是失语的。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及其付诸实施，更是赋予了该研究特殊的现实意义，迫切需要学界对“东亚天下秩序”做出更加准确的理论解构，以服务于当今世界。

　　关于治边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以史为鉴是中国边疆研究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我国边疆研究的优良传统。历代治边思想及实践内容丰富，历来是边疆研究的前沿和重点，其中的很多思想和实践活动依然需要总结，这不仅是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更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需要。

　　关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

　　尽管在民国时期就有了“中国边疆学”的呼声，但以“中国边疆学”为题名的专论却直到20世纪末才开始出现。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名称、概念固然重要，但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而仅仅是名称和概念的理论分析，似乎无助于学科建设。“中国边疆学”尚未列入国家承认的学科序列，说明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依然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难点和前沿问题。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华民族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