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根本保障，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基础。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共同构成的“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挑战。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在保持各民族特色和文化多样性的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热点话题，也是社会科学界人士关心和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我与张继焦研究员相识多年，都在致力探讨和解决这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中的重大问题。正是在这种学术共识中，我们建立起了紧密的学术联系。 

　　我和继焦首次见面，是在2016年的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孙中山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上。之后，在他的大力推荐下，《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简称IJAE）将我发表在《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上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文，译成英文并刊发，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影响，下载量位居前列。再后来，我们俩在各种活动中也多次见面交流，比如一起参加中央统战部组织的调研活动、一起参加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的会议，一起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如2024年中国民族学学会举办的高层论坛等。在这些学术交流中，我们都共同关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的理论问题，我们的观点也常常擦出思想的火花。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占主流的“民族—国家”理论，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对许多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产生过重大影响，这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民族理论研究的影响；一些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往往以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来解读中国的民族与国家关系，强调民族优先于国家，民族意识、民族利益在国家意识、国家利益之上，而缺乏对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和理解。“统一”决定了各民族的共同性，“多民族”生成了各民族的“差异性”，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而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与这一基本原则是有矛盾的。正是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所存在问题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促使了近年来的中国学界立足于中国实际，探索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族理论，从而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中国特有的基本国情的结构下以实现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协调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焦带领研究团队所提出的“国家—民族”理论应运而生，为学界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理论框架。《“国家—民族”理论：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发展的“结构—功能”分析》这本新书，就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式的“国家—民族”理论的开创性著作。全书分为理论、历史、实践三个主要部分，从多维度的视角展开了分析和论述。 

　　本书开篇的“理论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国家—民族’理论的概念阐释和学术内涵”部分，收集了六篇理论性论文。作者从“民族—民族”“民族—国家”以及“国家—民族”三个具体关系出发，强调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下，应将“国家”置于民族之上，确立国家在资源配置、权力分配及民族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该部分进一步阐述了通过分级管理、属地管理和分类管理等制度化行政机制，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治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此外，“国家—民族”理论还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通过运用“伞式社会”的理念，主张在国家统一的总体框架下包容多元民族和文化，实现政治、经济、生态、社会和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统一。 

　　在历史维度上，该书的第二部分“历史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国家—民族’理论的文化根基和历史演进”，通过回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进程，展示了中华文化在数千年历史演变中的凝聚作用。从古代的“大一统”理念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历史中的各个重要节点都为当今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与实践依据。中国式的“国家—民族”理论结合“大一统”的历史基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有效地超越了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理论。一方面，“国家—民族”理论继承了“大一统”的本土经验，揭示“大一统”背后所存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结构。“大一统”强调“国家属性”。国家和民族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各民族共享“大一统”政治和思想文化结构，体现了国家至上的原则。另一方面，“国家—民族”理论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认识古代中国统一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古代中国为统一多民族社会，历代王朝均存在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意识，并不适宜套用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认识中国社会结构。“国家—民族”理论证明古代中国具有超越政权更替和统治民族身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不但为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为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书的第三部分“实践逻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国家—民族’理论的实现路径和实践经验”，着重分析了“国家—民族”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和民族研究两个方面的应用。特别是在新时代民族工作中，如何通过新的政策工具和治理方式，推动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书中通过多个实践案例，探讨了如城市民族工作、民族走廊建设等民族事务治理、民族研究中的经验，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并为我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思路与策略。 

　　本书最大的创新和亮点之处，即在于作者基于中国国情和历史实际，提出了中国式的“国家—民族”理论，这是对西方式“民族—国家”理论的重要超越。“国家—民族”理论既契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现实国情，又有效整合了政治学、历史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从顶层设计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强调了国家在资源配置、权力分配及民族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同时兼顾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与文化多样性，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提供了新的学术视角，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为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全球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参考。 

　　在近期（2024年底）中国民族学学会举办的高层论坛上，继焦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特色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为题发表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我与继焦之间的学术交流是长期、持续且相互欣赏的，我对继焦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表示高度赞赏；在共同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相互勉励同行！ 

　　继焦及其团队长期致力于多学科的交叉议题研究，其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学界享有盛誉，这部新书是其学术成果的又一次集中呈现，体现了他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方面的独到见解，该书所提出的“国家—民族”理论，为学界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考框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其理论的指导意义。 

2024年12月31日 

　　【本文摘自《“国家—民族”理论：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和发展的“结构—功能”分析》序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长城学者、二级研究员，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