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一词，首见于先秦时期典籍《左传》，用于指称王朝疆域的外围地区。“中国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或称为地理空间，是历史发展而来的。当今的中国边疆地区，一般是指占国土面积61.8%的陆地边疆9省区和全部的海疆。这一区域是边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载体。

　　地处国家领土的外缘、地广人稀、民族众多、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等，是我国边疆地区具有的显著特征，而与邻国交界是中国边疆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显著特点，由此决定了一方面边疆地区是国家为保障领土完整而进行军事防御的重点地区，另一方面也是与相邻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当前我国众多沿边口岸的设置即是纽带作用的极好体现。

　　历代王朝是“大一统”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历代王朝在边疆治理的实践中，将长治久安作为最高政治追求，为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借鉴。历史上生息繁衍在边疆地区的众多人群，在共同开拓疆域的同时，也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是对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科学总结，也是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主导思想。

　　当前，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长期以来在传统王朝基础上形成的话语体系，不仅无法为“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提供有力的学理支撑，也难以有效应对不同观点的挑战。于国内学界，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习惯于把历代王朝视为“中国”，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视为历代王朝之间的更替，进而形成了在历代王朝基础上的话语体系。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后，人们将历代王朝视为“汉族王朝”或“中央王朝”，用历代王朝的疆域和历史代替中国疆域和中国历史则成为一种习惯做法，而对于在辽阔的边疆存在的众多人群和政权在其中的作用并没有给出合理客观的评价。于国外学界，长期将历代王朝视为“帝国”，进而出现了“长城以北非中国”“内陆亚洲”等歪曲解读中国历史的错误史观。近年来出现的“新清史”“赞米亚”等观念，解构中国历史的政治意图更是十分明显。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观念的双重影响，不仅给我们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造成了较大困扰，也不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目的，是为边疆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确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关键是要在“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指导下，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话语体系。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经提出，“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不管在分裂时期或统一时期，也不管是纳入或未纳入汉族王朝统治范围之内，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这一认识的前提是从整体性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不仅契合古人将理想中的王朝国家称为“天下国家”的传统认识，也有助于今天我们超越历代王朝史观和“民族国家”观念，推出更多具有影响力、说服力的研究成果，用事实回击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污蔑。

　　超越历代王朝史观，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争论“谁代表中国”的做法。如果从“天下（王朝）国家”的“有疆无界”，转向近现代主权国家“有疆有界”视角，动态地认识中国历史，那么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可以视为突出的标识。历代王朝史观认为，中华大地上自夏开始至清朝，由于是“正统”争夺的获胜者和宣示“正统”的需要，记录其历史的史书也被称为“正史”纳入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之中，构成了撰著中国通史的主体框架。这一观点的局限性显而易见。历代王朝的历史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在历代王朝之外的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很多政权，不仅实现了局部统一的匈奴、鲜卑、高句丽、突厥、薛延陀、回纥、渤海、南诏、吐蕃、西夏、大理等未能够列为“正统”，就连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的汉（前赵）、成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燕等政权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其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也被忽视。这些政权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王朝和非历代王朝（“边疆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缺一不可。

　　超越“民族国家”观念，需要明确认识到，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之前，中华大地上已经有自己独特的人群划分标准。先秦时期的“五方之民”、秦汉之后的“华”与“夷”、唐代的“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等，都是泛称，划分的标准是物质文化和“大一统”政治文化认同，而更多的则是依据政权或部落划分人群，体现着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对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作用，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凝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代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后，学界转而以“族”称呼这些人群，这是东西方两种话语体系错接之后的结果，并不能正确揭示中华大地上众多人群通过交往交流交融而最终以“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史实。

　　在“五个共同”的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指导下，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还需要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修养和综合素质过硬的边疆治理研究队伍。当前，中国边疆学研究队伍的现状是专门从事边疆研究的科研人员少，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地尤其是边疆地区的科研单位和高校，缺乏一个协调机构，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状态，队伍建设亟待加强。

　　总之，和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一样，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也必须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化边疆治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不断推出优质研究成果，为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