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一统格局正是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的体现。

　　从“满天星斗”的西南夷到地区性的多元统一

　　中国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数量最多的区域，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称之为“西南夷”，即生活在西南地区与中原文化区域具有不同文化类型的人群。据考古发现，重庆“巫山人”距今有204万多年的历史、云南“元谋人”距今有170多万年的历史，是当今我国发现的最早人类。费孝通先生说：“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为我们了解和认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非常详细、准确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从历史、文化大一统的观点阐明了“西南夷”融入中华民族统一历史的过程，其中指出：“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是大……” 可见，西南夷族群的繁杂与分布地域的广泛，说明了中华民族“满天星斗”式的多元文化起源。公元前2070年左右，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就开始将各地区的文明要素汇聚成为统一的政治实体，商、周继承夏的国家统一性，使华夏民族的统一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公元前316年，秦入巴蜀，四川地区被纳入秦的统治范围，设立了巴郡、蜀郡，秦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推广到巴蜀地区，实行一体化的管辖模式，“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并开始经营“巴蜀徼外”的西南夷，四川巴蜀地区成为秦管辖的“多元一统”区域，使西周时期形成的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得到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再次凸显，为秦国实现从“多元统一”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物资和文化基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战国时期地方割据的局面，建立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特别是“书同文”把各地文字统一于一个标准，形成全国通用文字信息系统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重要意义，便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对国家统一的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强调，“要坚定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逐步提高群众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和能力。”中华民族统一的格局成为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主流。

　　从“多元统一”的西南地区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继秦后建立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新政权——西汉。为了开发西南地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一治理，西汉政府针对“西南夷”复杂的文化背景，将秦以来推行的统一体系进一步扩大创新，把“西南夷”地区纳入全国统一治理的范畴，在“西南夷”地区按照中原地区的管理模式全面实施郡县制度，在秦入巴蜀后设立巴郡、蜀郡的基础上，再先后设立了紧邻巴郡、蜀郡的犍为郡（今四川东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以夜郎、头兰等为牂牁郡（今贵州大部及广西，云南小部分地区）、以最西南向的滇地为益州郡（今云南中、东、北部，小部分进入越南景内）、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南部凉山州，云南丽江市大部）、以筰都为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市及甘孜州泸定、九龙，后并入蜀郡，置西部都尉）、以冉駹为汶山郡（今四川阿坝州茂县、汶川、松潘等地，后并入蜀郡，置北部都尉）、以白马为武都郡（今川陕甘三省交界地带，白马部族故地）。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记载：“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西汉政府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改“国”为“郡县”制度，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的统一管理，体现了中华文明守正创新的统一性，正如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中评述赞誉说“西南夷”地区实行郡县制乃是“万代推功”。

　　“西南夷”地区是最早并入华夏版图的边疆民族地区，较早地实现了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进了中华文明的统一发展进程，说明“中华民族”正是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不断融合发展壮大，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断成长的国家统一意识。西南民族与华夏民族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同质性增强，既表现在政治制度上，也表现在社会文化上。秦汉以来，历代中原政权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直辖统治，植入了中原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通过儒学教育、商业贸易等多种方式传播内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使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牢固地植入了西南各民族的心灵深处。

　　秦汉时期对“西南夷”的经营，不但推动了“西南夷”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对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发展的基础。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与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决定中华民族发展主流方向的核心，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特性的载体，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秦、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的统一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集中体现，尽管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也存在着分裂，但是最终都走向了统一。统一性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自秦汉以降，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以大一统的形态稳固下来，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认同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将各民族文化紧密地融合为一体，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更加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共同体性和不可分割性，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华民族发展史告诉我们，必须继承和坚持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坚定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信念，坚决反对以任何形式分裂国家的企图；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文明风尚，弘扬中华文化，把各族人民牢固凝聚在一起，合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文系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重点项目（编号：ZLGTT20220106）的阶段性成果】

　　（张世均，西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民委“‘一带一路’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