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不囿于礼典，善于利用零散史料探究行幸制度的内容及运作方式。学界关于唐代皇帝的行幸礼仪研究，最早起于美国学者魏侯玮的《玉帛之奠：唐代合法化过程中的礼仪和象征性》，讨论了唐朝皇帝即位、郊祀、家庙、巡守、封禅、明堂等礼制的历史渊源及功能，并说明了唐朝皇帝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礼制等象征事物体现出来的。其后，甘怀真、拜根兴、陈戍国、任爽、刘安志、吴丽娱、古怡青等，又从唐代礼制的内容和皇帝巡幸制度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细致而又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要看到，学界的研究多是从礼典，特别是《大唐开元礼》的记述，来探讨巡狩礼的特定形态。这显然无法反映制度的全貌，因为礼典的编撰意图，本来就不是要如实记录当时礼制的全部内容，而是要斟酌古礼及其演变，构建一个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理想礼仪模式。开元礼即是如此，唐初无固定礼制，遇事时具体礼仪需临时议定，到开元时张说、萧嵩等参照《礼记》，取贞观、显庆礼书，折衷异同，撰成开元礼。可见，若仅以《开元礼》的记载来探讨唐代的礼制，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作者跳出以往窠臼，重在深入挖掘两《唐书》《通鉴》《册府元龟》以及唐人文集、笔记小说中关于行幸礼制的记载，并辅之以相关出土墓志进行论证，得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结论。如通过对《大唐万年宫□监农圃监监事赵君墓志铭并序》《大唐陈府君墓志并序》《大唐永州刺史束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故兼司卫正卿田君墓志铭》等墓志的考释，提出唐行宫宫总监是行宫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掌管行宫的供备与管理，总监之下仍有农圃监、食货监、某某宫监等附属机构组成，分掌行宫的管理事宜。　　

　　其次，系统考证了皇帝行幸礼仪制度中的诸多细节，展现了行幸礼仪的基本形态。学界对行幸礼仪内容细节的考证，主要集中在舆服制度上。作者对此有相当大的突破，系统考论了请行幸、行幸决定、驾行太庙告享、驾行太子监国、扈从、随驾官、乐悬、迎谒、驾行卫戍、警跸、驾行献食、夜警晨严、驾行问起居、驾行留守官等诸多制度。考证极为细致，且不乏精辟的论断。如，认为唐前期请行幸制度，是臣民朝见皇帝的一种形式，分为民间群体请幸三都、官员请驾幸京师及地方、臣民请行驻跸礼三种。民间群体请行幸的参加者多为父老、僧、道等，形式由诣阙上表和遣使以闻两种，内容包括请驾幸和请留驾两个方面。官员请驾幸京师及地方则有京内和京外之分，多有邀宠之嫌。一般来说，请行驻跸礼的主体为“所司”，但遇到“封禅礼”这种高规格礼典，请行幸则要全民参与，形式由上表、献赋颂、诣阙请封等。又如，在探讨巡幸起居制度时提出，巡幸起居制度是指皇帝巡视期间臣下向皇帝问起居的制度，巡幸问起居人除了行从官及留守官外，还有皇太子、公主及宗室皇亲等，这些人问起居的形式很多，主要有入谒起居和叩头起居两种。通表起居也是重要的问起居形式。巡幸起居制度的变迁包含：行从官、两京留守、北都留守等官员起居制度的确立和沿袭；所经三百里内刺史的起居形式由朝见起居变为遣使起居，进而发展为近州刺史。遣使一参；两京五品以上职事官则由三日一起居变为月朔参表起居等方面。

　　再次，注意到了行幸礼仪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实际效用。有关行幸礼仪的实际效用，过往研究主要关注皇帝出行活动的政治目的，以及礼制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并据此指明唐代行幸礼制在古代礼制演变中的历史地位。而本著转换视角，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探研此问题，指出驾行礼义制度的功用更多的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传输，就制度设计而言，其多参详礼经，实则是对“礼治”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就礼仪运作而言，更多的集于皇权至上的弥漫与德化天下的宣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深思的观点，按理皇帝行幸诸州需供奉，常会导致劳民伤财，对国家治理本无益处，隋炀帝还因此亡国灭身。但如果考虑行幸时，仪仗的威严会让百姓由此生出畏服的心理，对治理也不能说是无所裨益，问题的关键还应是在于行幸的规模和频度，少则有益，多则有害。

　　总的来看，著作突破了以往研究过多关注礼典的局限，通过严谨的细致考证，弥补了行幸礼仪制度细节研究的不足，能让学界对行幸礼仪制度有系统的认识，不但可以促进唐代礼仪制度研究走向深入，也可对唐代官制史和社会史中的相关问题，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