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化的求索，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的终身志业。而探求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小农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不可不察。因此，小农经济尤其是中国近代的小农经济，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领域，涌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南开大学李金铮教授的《底色顽韧：近代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延续与渐变》（中华书局2022年10月版，以下简称《底色顽韧》）一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

　　《底色顽韧》一书共14章34万字，系统阐述了人地比例、地权分配、家庭规模、小农业经营、家庭手工业、集市贸易、借贷关系、商业税缴纳、农家消费等领域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深刻揭示了农家经济运行与农民生存之动力机制。尤为可贵的是，该书虽然是以冀中定县为中心所作的探讨，但并未止步于寻求冀中定县小农经济的特殊性以及与其他区域的共性，而是从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将之置于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脉络之中讨论学界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从而为理性看待中国乡村经济史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观点和认识。从作者的笔端，我们能够感触到当时极具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场景，这个场景是在传统与现代主辅合力作用之下缓慢发展并呈现的，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就是“在延续中渐变”。

　　之所以称之为“在延续中渐变”，皆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中，就小农经济场景来说，延续是主基调。按照李金铮的说法，延续主要是基于传统而言的，这里的传统则涵盖了关涉小农经济的方方面面，有的至今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比如，书中在探讨地权分散的推动力时所总结的分家析产的传统、惜卖土地的传统，均是古已有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且，这些传统观念至今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如果将当代乡村和近代乡村进行对照，就不难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些问题迄今还活着，今天依然在历史的延长线上。”不过，虽然延续是主基调，但渐变是大势所趋。从小农经济模式的表征之一——家庭规模即家庭的人口数量和代际关系来看，近代以降即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对此，李金铮描述说：“尽力扩大家庭规模，并维持扩大了的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理想家庭模式……直至二十世纪上半期，仍有一些大家庭存在，就表明大家庭制度的惯性。”然而，与传统认识稍有差异的是，“近代以后还出现了人口规模进一步减小的趋势”。这一减小的趋势，实则就是渐变的体现。而之所以会减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以降出现的各种新思潮的影响。按照时人的调查，在定县大王褥村，农村在外读书学生，有的“不顾社会的排斥，自本身起，实行向其家庭提议分产另居”；在儿童脑海中，所谓五世同堂、七世同居的美德，“已失掉地位”，同时“又暗示之以西方小家庭制度的利益。在此种空气中生长的青年，很难再蹈大家庭的覆辙”。

　　当然，在延续中渐变的小农经济场景，更多地还表现在农业生产与家庭手工业生产上。就该书所论来看，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中所展现的小农经济场景可分列如下。

　　首先，看农业生产在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场景中的延续与渐变。农业生产经营是小农经济的核心。其中，包括农具、种植技术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多少、优劣程度、组合结构等均极大地影响着农业经营及其结果。从20世纪30年代之初的定县来看，农民所有的40种农具即包括了整地、种植、收获、调制、附属等诸多种类。而从其名称、形状、结构等方面来看，这些农具基本上都是世代相传，与古代农具相比没有多少变化。与传统农具一样，种植技术也延续传统。据该书所载李景汉对定县所作的调查，从整地、选种、播种、施肥、中耕到灌溉、治虫、除草、收获等，就仍使用延续了一两千年的老法子，很少有什么改进。当然，这也正如书中所说，“传统种植技术与传统农具是互为表里，相辅而行的”，其所以能够长期延续，说明“它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无论是农具，还是种植技术，虽然更多是延续，但在渐变中也有一定发展。从浇地工具来看，传统上多用辘轳，通过手提辘轳转运井水，后来随着凿井灌田技术的迅速发展，水车开始出现，灌溉效率大为提高，“每架水车一日可灌田3亩，是辘轳灌田的3倍”。可见，水车的使用是农具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也正因如此，20世纪30年代初时人在进行调查后说，“近年来农家用水车者日增，辘轳头及辘轳把之销路渐见减少”。

　　渐变还体现在种植技术中的现代因素上。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是农作物品种的试验和改良。从定县的情况来看，政府指导和民间组织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据该书所述，定县“县政府于1916年创办农事试验场，1919年设立棉业试验场，1925年成立棉业检查所，1931年成立农产种子交换所”；平教会“1927年在翟城、陈村和高头创办3处棉场，1929年建立县农事试验场，1933年还与金城银行、南开大学合作成立华北农产改进社”。书中指出，诸如此类表明，“只要能够适合本地的生长特性，有更多的收获，农民并不都拒绝新生事物，而是有一定的接受能力，由此体现了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理性追求”。

　　其次，看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小农经济场景中的延续与渐变。手工业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传统乡村经济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作为手工业生产的必备条件，生产工具是观察手工业生产属于传统还是现代的重要视角。作者指出，从定县的情况来看，其近代以来的手工业生产仍是以传统工具为主，这一方面说明传统工具仍能适应当地手工业的需要，另一方面或者更重要的是，因价格较低，贫困农民买得起。比如，尽管机纱挤压乃至取代土纱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使用手纺车进行纺纱的手工业仍有相当的生存空间。在手工业生产场景中，相关技艺和经营方式也在口手相传中绵延不绝。书中指出，小孩自出生以后，就在这种传统的生产氛围之中生活，接受老人们为其准备的一套人生经验，无须知道理由，只要“学而时习之”足矣。也正是基于世代相传，手工业技术不仅得以延续，甚至还成为一种地方文化。

　　尽管大多数手工业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传统原料进行生产，但在规模较大的手工行业，其渐变则较为明显。比如织布业，在原料来源上，其规模大者，机制棉纱的供给越来越多，甚至超过了传统土纱的供给。在工具的改良中，变化最大的当是织布机的改良。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定县，农民使用的织机，既有原始的木制笨机，也有改良的拉梭机，还有先进的铁织机，具体使用哪种类型的织布机，主要取决于织布用途和操作者性别。换而言之，无论是新式工具还是传统工具都各有其适用性。从变化趋势来看，1912年以前，使用的是木制笨机，进入民国，开始使用由笨机改良而成的拉梭机，1920年以后，开始使用铁轮机。诸如此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农民并不像以往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保守，农民对市场的反应并不特别迟钝，而是有一定的应变能力。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手工业才在延续中不断发生渐变。

　　（作者：把增强，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北学刊》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