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习近平在不下数十次的讲话中均曾明确予以强调。习近平在倡导尊崇和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强调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习近平提出和阐发的“中国梦”理论，无疑是对传统“大同小康”思想的传承和创新。

　　传统“大同小康”的概念产生和思想意涵

　　“大同小康”作为表征特定社会政治理想的概念来使用，始于西汉中期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在《礼记·礼运》中，“大同”之世和“小康”社会是迥然有异的两种社会政治理想。“大同”之世反映了人们对以公有为基础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热切向往和孜孜追求，而“天下为公”的根本制度、“选贤与能”的禅让体制、“讲信修睦”的管理方略、平等博爱的人际关系、各尽所能的社会分工、共有共享的财富观念、安宁祥和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大同”之世的基本样貌和特征；“小康”社会则表达了在实行“天下为家”的根本制度和“大人世及”的权力转移机制、推崇“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人际关系和“货力为己”“以功为己”的自利取向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圣君明王“刑仁讲让，示民有常”的礼义之治的渴望和认同。比较而言，“大同”带有比较浓厚的空想色彩，“小康”则“离现实更近一些”，故而“儒家固然希冀‘大同’，但更多的是企求‘小康’”。

　　“中国梦”理论对传统“大同小康”表现形式的传承和转化

　　“中国梦”的概念是习近平于2012年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的。对于“中国梦”的概念同以《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政治理想之间的联系，习近平也曾予以明确揭示，指出：“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它“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指出：“《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2018年3月20日，他在全国人大十三届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还追叙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追梦史，并说道：“我们不仅形成了小康生活的理念，而且秉持天下为公的情怀”。这句话中的“小康生活的理念”和“天下为公的情怀”，就是对“大同小康”的诗意表达，而随后所说的“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表明了对中国梦必将成为社会现实的信心和决心。

　　“中国梦”理论的主体架构，可以概括为一个根本追求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一架构明显具有对传统“大同小康”思想传承和转化的特点。

　　“中国梦”理论的根本追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也是“中国梦”理论的核心内涵。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不仅多次阐明了这一根本追求和核心内涵，而且着眼于它的稳步推进和最终实现作了明确的阶段性设计，这一设计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其中第一个百年目标就是“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于第二个百年目标是：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如果说“求大同”是我们先人的最高理想，那么“奔小康”则是他们降格以求的次级目标。这样一种社会政治理想的层次性设计，可以说与“中国梦”理论颇具相似性，因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中，事实上也存在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阶段性、梯次性目标任务的划分。即此而言，我们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阶段性、梯次性划分是对“大同小康”层次性设计的传承和转化，在逻辑上是完全讲得通的。

　　综上所述，习近平提出和阐发的“中国梦”理论，立足于新时代，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在对传统“大同小康”思想传承弘扬的同时加以改造创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因而是传承和转化的成功范例。

　　“中国梦”理论对传统“大同小康”具体内容的发展和创新

　　习近平提出和阐发的“中国梦”理论对“大同小康”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实现了具体内容的发展和创新。这种发展和创新，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打破了“大同”与“小康”的疏离和隔绝，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圆融互摄

　　在《礼记·礼运》中，“大同”之世与“小康”社会是分属于迥然有别的“大道之行”的“天下为公”时代和“大道既隐”的“天下为家”时代，彼此之间是相互疏离和隔绝的。习近平提出和阐发的“中国梦”理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现实国情，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追求，通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理想蓝图的递进式的阶段划分，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和圆融互摄。

　　习近平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每一个百年目标，都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阐述。习近平高屋建瓴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视野中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并且时刻注意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阐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联系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展现出卓越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贯通思维。

　　2．破除了“大同小康”君本主义的思维范式，高扬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礼运》作者在关于“大同”之世的描述文字中虽然没有提及所谓的圣君明王，但是“选贤与能”等说法已然彰显出了对于贤能政治的推崇，因而同样反映了君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提出和阐发的“中国梦”理论与“大同小康”的这种君本主义政治立场和思维范式形成了鲜明对照。他一再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因此，“以人民为中心”和“为人民造福”既是实现中国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落脚点和归宿，全党同志必须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而检验我们一切工作优与劣、好与坏的标准，最根本的是要看“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

　　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起始阶段，也是关键一步。习近平多次郑重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做到的是‘全面’。”习近平强调：“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此，他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作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部署，并表示：“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生动反映了习近平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深情肯认和真挚尊重，从而也使“以人民为中心”不仅仅被全党同志作为崇高的价值理念而深刻铭记，同时也作为履职任事的最高原则和基本宗旨而自觉遵循和坚持。

　　3．突破了“大同小康”重政治道德社会轻经济文化生态等的历史局限，实现了包括奋斗目标、具体内容、实现路径等在内的整体和系统性设计

　　“大同小康”社会政治理想的历史局限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不够全面；二是缺乏路径设计。内容不够全面的具体表现就是重政治而轻经济、重道德而轻文化、重社会而轻生态。与此同时，《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大同小康”美好蓝图虽然令人憧憬，而对于如何把这样一种美好蓝图变为真切的现实，却又不曾作出任何具体的设计和规划，因而无异于画饼充饥。

　　习近平提出和阐发的“中国梦”理论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它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着眼当前展望未来，既明确了到2020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又明确了到21世纪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远目标；既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又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从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精神动力和道德滋养的保障措施；既从宏观层面阐述了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又从微观入手具体揭示了梦想成真的条件和要求，从而建构起了具有严密逻辑、严谨结构和严整体系的“中国梦”理论。“中国梦”理论集奋斗目标、具体内容、实现路径等为一体，无疑是一种整体和系统性设计，它的创建和成立，标志着对传统“大同小康”思想内容发展和创新的成功实践，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社会政治理想的理论建构提高到了新水平、跃升到了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0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禹瑞丽/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