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数智技术的勃兴、发展与普及，物理空间不再是容纳人类身体、组织交往互动、缔结社会关系的唯一场域，虚拟空间之中数字化的人类意志穿梭于数据与算法编织的全新时空场域之中，缔造着映射自现实、有别于现实、却又投射向现实的崭新社会场域。这种数字化、智能化的特征搅动了人类日常生活，并催生出一种新现实——“拟现实”，且在人类实践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问题是：社会空间之中“现实”与“拟现实”之间关系为何？“拟现实”在何限度上具备表征现实的可能？“拟现实”社会空间之中真正张扬着实践性的“现实”究竟如何安放？

现实性的丧失：空间逃逸导致现实社会脱域

　　在VR/AR、元宇宙等技术编织的“拟现实”场域中，人与人的交往挣脱了物理时空的刚性束缚，呈现出吉登斯所言的“脱域”（Disembedding）特征——行动者得以悬浮于去物质化、去地缘牵绊的虚空中，以“身体缺席而精神在场”的方式重构社会连接。然而，数智技术催生虚拟空间的过程本质上是针对空间现实性的符号化置换。这不仅是技术对物理世界的简单模拟，更意味着空间的物质性、具身性与历史总体性被剥离、被祛魅。进而表征为一种空间的逃逸，即解脱于肉身存在与物理空间限制的人类意识在技术空间中获得自由与解放的想象。

　　首先，空间逃逸以身体中介的技术性消隐为条件。传统空间之中，身体既是感知世界的通道，也是空间关系的锚点，“亲临而在场”被视作尽可能地保证交流质量的唯一途径，赋予了身体在场重要意义，即主体在场，并与场发生联系。诸如智能手机可以引致身体在场、思想缺场，以及介于在场与缺场之间，是一种中间状态——半在场。这种在场、缺场、半在场引致的交往主体改变逐步走向了一种整体性的社会化过程，其空间现实性的根基从物质世界迁移至技术构建的认知图景。

　　其次，空间逃逸以时空连续体的解析与重组为基础。数据化是数智技术发挥其潜能的前提，实景通信、导航定位等等为当代人类生活带来极大便捷的技术应用，其本质都是对现实空间之中的物质实存进行数据化处理，并将计算结果进行个体端的实时反馈。这意味着“此时此地”这一人类衡量自身存在统一性的传统为云计算架构所瓦解，时间与空间被切分、解构为可异步传输、可任意拼接的数据模块。实景通信将多重空间场景同步展开，混淆了在场与缺场的特征，导航定位将复杂空间体验压缩为经纬坐标的数学抽象。尽管人类在离散的时空碎片中穿行，带来了效率的极大提升，但也损害着人类栖居于完整的时空脉络的能力。

　　最后，空间逃逸以传统社会关系的现实消解与虚拟重构为表征。当具身不再是交往的必要条件，血缘、地缘等自然联结纽带所构建的社会身份与自我身份认知被行为数据与兴趣标签构成的数据孪生体所替代，数据被平台算法所捕获与支配，智能推荐以形形色色的标签建构起个体性的用户画像进而形塑着主体的自我认知，人际关系的建立不再是主体间生命经验的交融，而成为算法概率模型的匹配。个体从现实生活身份认知与社会关系的牢固关系中“解脱”。

拟现实的生成：技术拟真构筑起拟现实场域

　　数智技术尽管为空间逃逸对现实性的消解提供条件，却也为现实性的重建提供可能，其从解构者向重建者的转向并非以数字模型模拟现实，而是通过对映射自现实的符号系统进行解码与再编码，从而建构起足以投射于现实社会空间的拟现实场域。而拟现实场域的现实性却并非不言自明，技术逻辑、符号霸权与拟像增殖始终纠缠着现实性重建的可能性。

　　首先，数智技术通过个体知觉统合、时空连续体缝合与主体间性转译交往等建构能力，在纯粹的虚拟场域与现实场域之间构筑起广阔的“拟现实”场域。作为数智技术的应用基点，数据化要求将现实空间的一切物理存在物以及基于物理存在物的主体感知拆解为独立的数据点、数据包、数据流，再通过算法重新组装为人工知觉的场域。于是庞杂的数据涵括着个体的视觉、听觉、触觉等知觉感受，表征着其空间坐标、时代感知等时空体验，释放着其价值表达、圈层选择、交往互动等主体间行为，并在游戏与幻想的纯虚拟场域与物理世界的纯现实场域之间建构起“拟现实”场域。

　　其次，拟现实场域既构成了对社会现实性的映射，又具备将其现实性投射于社会现实的能力。“社会拟现实”结构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它是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深度融合，形成虚实交织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即“社会拟现实”与现实社会复杂地套嵌在一起。这种虚拟与现实的融合乃至一体化，使得虚拟空间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与现实有机融合，改变了人们的社交方式，扩展了跨地域、跨文化的社交联系。

　　最后，尽管拟现实场域似乎具备了现实性的表象，但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媾和使其现实性必然始终面临着符号自我指涉的困境。技术带来的空间脱域、带来的主体交往延伸，看似拓展了社会网络的广度，实则使得社会空间的异质性被技术同质化所覆盖。当消费主义无孔不入地侵入平台算法的底层逻辑之时，虚拟空间中的主体交往将成为资本主义逻辑的直接投射，从而使得蕴含着实践性的个体交往异化为资本符号的交换。拟现实因而成为一场宏大的技术自体繁殖——它以消灭现实性为前提重建现实性，最终将人类囚禁于符号无限自我指涉的牢笼。如鲍德里亚所言：“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现实甚至不再胜于虚构”。

现实性的复归：拟现实场域中的场景实践

　　数智技术粉碎了物理世界的现实性，却又在其所建构起的拟现实场域之中构筑起新的现实性，而拟现实是否能与传统现实和人类实践建立关联，在于它能否再造立足于传统现实且与之实时交互的场景，并将技术建构的拟现实重新锚定于具身化、历史性与伦理性的生活世界中。

　　首先，在技术系统中保持具身性的实践在场。拟现实场域对知觉的技术统合虽然解构了自然身体的图示，却也揭示了身体在场的抵抗性潜能，未被测量、不可化约的具身感知与身体反应，即肉身对彻底的数字化、符号化的抵抗。这种身体对拟现实场域的自由脱域意味着主体永远对虚拟化保留主权。然而，底线的不可触碰并不意味着对技术的彻头彻尾的否定，而意味着拟现实场域之中的场景创设必然要将具身性的持续在场作为实践性复归的前提，让技术建构的知觉系统始终暴露于身体经验的真实感受中，以具身认知的可靠性重新锚定技术体验的真实性。

　　其次，在叙事建构中注入历史总体性的价值基因。拟现实的时空缝合不断重新定义、生成、重置着片段性的当下，在符号、景观与拟像的泛滥中不断强调瞬间发生、个人体验的重要性，却抽空了变迁、发展、流动着的时间的厚重性，也消解了其他主体经验的合法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时代消费浪潮的裹挟之中，符号、景观与拟像更可能是以主体思考与创造的表象，伪装他者生产与操纵的本质，实现资本逻辑对拟现实场域精神生活的殖民。因此，拟现实场域必然要在叙事建构保留对历史逻辑总体性认知与对事物辩证发展因果关系理解的可能性，从而打破符号无限自我指涉的链条，为面向历史与现实开放的交往实践性打开空间。

　　最后，在量化框架中为不可计算性保留空间。拟现实场域虽以数字化实现了对现实场域的投射性建构，且有着明确其限度，即现实性投射仅仅意味着技术为物理世界的自由脱域与高效转场提供契机，却不可以拟现实场域僭越于现实社会场域之上，拟现实不可代表、替代乃至操纵现实。换言之，人类社会的情感、伦理、价值、安全向度之于拟现实场域具有先验合法性，对拟现实场域场景创设的治理亦以之为原则与底线。

　　（卢岚，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矫雨航，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