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对于民族复兴有着极为重要的“精神上的钙”的意义。民族复兴不只是经济的崛起和制度的建设，它还存在着一个民族的自我肯认和精神的塑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表现在整个精神状态上。从世界视野来说，当今的国力竞争，深层次的是价值观之争。在作为独特文明体的意义上，中华文化的赓续与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是什么？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经济的触角伸向全球，其价值文化也随之跟进，商品、经济、文化、观念的背后是价值观。西方价值观霸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巨大挑战，遭遇强权挤压，中国话语常常被其他国家误解，而中国价值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硬核。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文化主体性，使得我们保持文化自信，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意义非凡。

　　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现代性最根本的标志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升起的太阳就如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主体觉醒，人们才有可能不断地改革创新，意识和精神对于现代性问题至关重要。而理论上对于时代精神的把握，是一个时代成熟的标志，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地把“主体性”概括为“现代的原则”，提出哲学把握自我意识的理念乃是现代的事业，传统的必然已经不敷使用，哲学要提炼并阐释时代的精神，密纳发的猫头鹰必定起飞。但西方现代性对主体独立性、至上性以及唯一性的强调，使得“现代性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出现了“精神危机”。作为个人之间道德基础的契约理论，所设定的个人，彼此间是冷漠的、孤立的、算计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及其衍生的自由、民主、平等，奠基于私有制，它保护的实质上是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因而这种主体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从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看，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是动物界的生存竞争原则，在马克思看来仍只是人类文明的史前史。

　　“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社会主义根本特征，这与但丁所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迥然不同。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以及人的能力的发挥是人类活动目的本身，但“生产者只有在占有生产资料之后才能获得自由”。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和立场，生产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要，而不是资本增殖的需要。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多种领域，在交往中形成丰富而全面的社会关系，即个人关系的普遍性、全面性和个人需要的全面性，确证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这种主体性要求我们要有主动性、能动性、自觉性、自主性。主体性的根基是人的实践活动，是人这一主体的力量显现。马克思主张对于对象、现实、感性，也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明与文化对于人的自由、人的本质具有本体论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的发展，是自由、精神的全面发展，是“自由自觉活动”这一实践目标，精神生产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打破“今日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的断言，精神性有其自身的价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两个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空间维度，第一个结合让游荡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东进扎根于古老的中华大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文；从时间和时代维度，“第二个结合”使悠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时代的历史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同时克服、超越了西方既有现代性的局限。中华文明与现代性能够对接的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明的正确方向、现代性的真正出路。“两个结合”使我们的文化认同和自信自强达到了新高度，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了新空间，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在立足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方面开辟了新的创新空间，增强了人们对于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使之更好地发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功能，也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总教指委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