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结合”成为一个高频词，缘于“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提出与阐发、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意义彰显。人们瞩目“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必然的，但不可忽略的是，“结合”本身同样应予关注。作为一个更具抽象特征的范畴，“结合”既与“两个结合”“第二个结合”紧密联结，又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意蕴。

　　原因何在呢？在于“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于“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早年（1847年上半年）在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时隔30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7年前后）中反复说到，矛盾中“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联结之中”。举例这两段论述，意在表明，对事物的普遍联系、矛盾的对立统一、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等问题的看重，贯通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的理论创造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成熟，马克思恩格斯念念不忘的，是这一系列辩证发展问题及蕴含其中的内在精神。所谓蕴含其中的内在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事物间的“结合”问题，就是对立面的“结合”问题。

　　“结合”不是事物自身的结合，不是“同一性”的结合；“结合”是两个事物、两个方面或多个事物、多个方面的结合，是“差异性”“对立面”之间的结合。没有差异，没有对立，无所谓结合。正是因为差异、对立的存在，才有双方或多方的比照、参阅、相望、走近，才有双方或多方的共存、依赖、联结、转化，也才有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才有新质的创造与提升。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结合”。

　　将“结合”的意蕴进一步推演和展开，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结合”的形态和样式，看到千万种“结合”的可能与演变。假若我们跟随马克思主义离开故土，来到俄国，再到中国，从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并发挥作用的情况，即见新的“结合”路径和“结合”成就。马克思主义走过的这一历程，可谓是崇尚“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以身说法、践诺信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传入中国为例，马克思主义踏上华夏大地所力求做好的一件事，就是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正是缘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华民族才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才使长期在黑暗中艰难探索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找到了救亡图存的方向和道路。由此足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是多么重要、多么关键。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亡国灭种危境的中国共产党，自身既是“结合”的产物，同时又意味着负有做好“结合”的重大责任，且注定其一生要把“结合”的事情办好。这个重大责任，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缘于中国共产党自觉担负起“结合”的历史使命，我们就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方式、前途问题；就有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进行的第二次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实际相结合，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方式、前途问题；就有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解决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方式、前途问题，解决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遵循、方向、路径问题。可以说，“结合”至关重要，做好“结合”使命光荣。

　　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必须继续推进“两个结合”，进一步把“结合”的事情办好。当代中国伟大事业的发展需要“结合”，需要“两个结合”，需要我们把“结合”的事情办好。为此，我们要科学把握“两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辩证统一，把“两个结合”结合好；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两个方面狠下气力，把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动两个方面也结合好。加强理论研究，以此营造氛围、强化意识、深化认知，是必要的、必须的，却不是唯一的。当代中国所需要的，既要宏大叙事，更要踏实做成，务求在实践推动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切实让“结合”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这是把“结合”的事情办得更好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者系山东省高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