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语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调查研究宁德实践的方法论启示

2023-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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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一系列创造性战略思想、前瞻性制度理论和针对性实践观点,掀开了闽东人民向贫困宣战的崭新篇章,为闽东经济社会发展打下了决定性基础,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理论财富和实践财富。在全党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之际,重温《习近平在宁德》《摆脱贫困》两部著作,从习近平总书记丰富的调查研究实践中汲取智慧力量,深刻把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我们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调研开局开路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贯穿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一条基本主线,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调查研究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基础,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做好调查研究的必然要求。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先调研再发言,先调研后决策,实事求是地确立闽东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

  以调研起步,以调研开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刚到宁德工作时,习近平同志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人民群众生活相当贫困的现实,没有摆出烧“三把火”的架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深入查阅宁德府志、县志,以“先调研再发言”“先思想再行动”“先敬人再敬己”起步开局。习近平同志带领宁德地委几位领导同志跑遍下辖的9个县,同时还到毗邻的浙江温州、苍南、乐清等地,开展为期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到基层寻找真相、寻找思路、寻找答案,总结出闽东的三大特点、三大弱点、三大优势,最终形成关于闽东正确发展路径的调研报告《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明确指出“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为科学决策和施政开了好局。

  立足实际,厘清发展思路。习近平同志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告诫“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不要把近期难以实施的发展目标超前化”,要把解决吃饭穿衣住房作为摆脱贫困的工作主线,为下一步实现跨越发展打基础、创条件、蓄能量,勉励闽东人民“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在深入调研、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他强调,“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进的过程”,确定闽东经济发展的路子,“要从中央和省里的总体部署,从全局工作的大背景、大前提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考虑”,“闽东过去靠农业,今后仍然离不开农业的综合发展,发展大农业是闽东坚定不渝的方向,是农民脱贫致富的根本所在”,并明确提出“今后闽东的发展,不但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更需要寻找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道路,其指导思想我把它归结为‘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深刻回答了推进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坚持群众路线方法,深入基层躬行调研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传家宝。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把群众路线方法作为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前提,作为了解民情、掌握实情的根本途径,做到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扑下身子,沉到一线。习近平同志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主动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开展调查研究。宁德曾是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在宁德工作1年11个月,习近平同志跑完了124个乡镇中的123个,当时没有通公路的4个特困乡,他各用一天的时间去了3个,后来因调到福州工作,有1个没去成,为此,他特地交代接任的陈增光同志:“我留下一个特困乡没有走完,你以后要替我去走一走。”通过深入基层察民情、汇民智、解民忧,极大提升了闽东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989年7月19日,习近平同志率队跋山涉水深入寿宁县下党乡,在简陋的小学教室里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决定率先解决通乡公路、水电照明和办公场所这三大紧迫问题,由此开启了摆脱贫困的下党实践,就是一个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融入日常,做在经常。基层是习近平总书记去的最多的地方,群众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有着最重的分量。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知道“掀了多少锅盖、掀了多少桌盖、掀了多少铺盖”,强调干部要“苦练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基本功”,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自觉的行动,积极疏通和拓宽同群众联系的渠道,“提倡各级领导带任务、带问题深入基层,解剖麻雀”,并总结建立了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的“四下基层”制度。在给宁德地直机关领导干部的临别赠言中,他指出,“‘四下基层’已经形成风气”,“今后,要继续坚持下去,并注意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还要不断探索密切联系群众的新途径、新方法”。“四下基层”是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创新举措,是密切联系群众、增进同群众感情的重要方式,是科学决策、推动发展的有效途径,其实质是主动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深入基层一线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一做法不仅没有过时,至今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强大生命力。

  三、坚持矛盾分析方法,找准症结破解难题

  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其核心就是善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运用矛盾分析方法开展调查研究,有效抓住问题本质,从根本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正确处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在内因、外因双重作用下发展变化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针对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问题,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指出,“全书的题目叫做‘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并在开篇之作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要求党员干部群众“都要来一个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四面八方去讲一讲‘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辩证法”。通过找准闽东“贫根”,对症开好“药方”,先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充分激发了闽东党员干部群众“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和内生动力。

  正确处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既看到闽东发展短板,又抓住闽东发展优势,指出闽东开放县要着力于改善投资环境,依托现有城镇布局搞开发区,同时要加强软环境建设,“软功夫是贫困地区这只‘弱鸟’藉以飞洋过海的高超艺术”;强调闽东主要靠农业吃饭,穷在“农”上,也只能富在“农”上,要抓大农业,“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同时闽东发展的动力在于工业,要正确处理工业发展的速度和效益关系,“两者一手抓,不可偏废”。习近平同志还善于抓住重点、抓住关键,牵住“牛鼻子”,拿出破解实招硬招,针对发展经济的主要矛盾,提出要集中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宁德的山海优势,来个“经济大合唱”;针对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提出山林资源是闽东的一个重要优势,“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兴旺在于林”“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等等。实践证明,这些思路理念既高瞻远瞩、符合规律,又深邃独到、切实可行,完全符合闽东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为闽东人民指明了奋进方向。

  四、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统筹兼顾综合施策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实现调查研究最大效能。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在闽东九县调研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沿海发展战略是全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处福州、温州两个经济活跃的开放城市夹缝地带的闽东处于什么位置应当考虑”。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他统筹全局、着眼长远,以大格局大胸怀系统谋划和推动闽东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摆脱贫困》一书多个篇目就此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提出闽东要在保护环境、植树造林同时结合当地实际发展多种经济,各县要根据自身特色制定不同发展目标,宁德市要发挥地区所在地优势,以沿海带动山区,建成地区经济发展中心。在此其中,既有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总体构想,又有对推动畲族经济、林业经济、大农业经济以及乡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具体要求,为实现“弱鸟”先飞、快飞、高飞提出了新思路新视角,成功引领了闽东脱贫致富和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伟大实践。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习近平同志科学把握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全面推动闽东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他综合考虑闽东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强调要正确处理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改革开放与扶贫、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系统分析研究闽东财政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强调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紧缩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多办事和量力而行的“四种关系”;认真探索闽东精神文明建设的路子,强调 “精神文明建设是实施脱贫致富战略的重大内容之一”,要正确处理“破”与“立”的关系;深入研究办好闽东教育,强调“教育问题是绝对不允许‘等一等’的”,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做到数量发展和结构调整、普及和提高“两个结合”,等等。这些无不体现着辩证思维,充分展现了系统分析方法的科学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新时代新征程,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我们要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守好用活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本文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1年度项目“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及其历史传承研究”(FJ2021XZB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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