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源代码”的“中华元典精神”，是文化自信的基石，更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传承和发展中华元典精神，激发面向未来的理论突破和系统性知识生产，对于新时代构建植根中国、立足时代的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中华元典蕴含民族文化的核心精神

　　肇始于先秦时期的《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文献，奠定了中华民族关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基本理念与价值基石。受德国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理论启发，著名学者冯天瑜先生将先秦“五经”及诸子要籍提炼概括为“中华元典”，用以指称系统体现该时期精神突破的文化典籍。“元典”之“元”，兼具“开端”“根本”“首要”的深意；“典”即“典范要籍”之义。

　　作为中华文明在“轴心时代”的思想结晶，中华元典首次将民族的集体经验和原始意象上升到自觉理性高度，在社会意识、伦理秩序和人文理念等层面构建出调节早期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系统观念。其基本精神突出表现为：“循天道、尚人文”，既强调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遵循，又强调人的主体性与人文建构，二者结合形成“天人合一”的独特精神追求；“通变易、守圜道”，强调世界永恒变化的必然性和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主张在变化中发现内在规律与寻求动态平衡；“重伦常、崇教化”，以血缘伦理为基础构建出一套扩展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道德规范，同时通过礼制、教化等方式将道德秩序与价值追求贯穿于人与社会的整体生活当中。

　　这些经典最初编纂并流传于先秦时期，秦始皇焚书坑儒，经典传承一度遭遇危机。汉初儒生口耳相传，以当时通行隶书书写经典，称为“今文经”；与此同时，重现于世、以籀文等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古籍被称为“古文经”。今文经学侧重诠释经典的“微言大义”，重视义理的现实政治伦理建构，古文经学更重名物考证、文本训诂，由此引发汉代关乎经典解释权与正统性的今古文之争。东汉经学家郑玄遍注群经，使元典文本与解释体系趋于定型，奠定了后世经典传承的坚实基础。从汉唐经学及注疏体系的建立，到宋明理学的义理阐发，再到明清经世致用的实学转向，皆体现了时代变化下中国知识分子对文明根源的创造性转化。

　　近代以来，在西方军事冲击和西学东渐思潮的双重压力下，中华元典精神及其承载的价值遭遇空前危机。晚清士人试图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将元典精神视为不可动摇之“体”，以统摄西方技术制度之“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知识界疑古思潮兴起，对以元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展开深刻的反思与解构，推动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以唯物史观重新诠释中国古代思想与社会结构，以“批判地继承”为原则，成功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开启了元典精神在世界文明对话背景下的现代化重构历程。

　　中华元典精神涵养自主知识创新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与实践经验，建构本土化的知识阐释框架。中华元典精神所蕴含的原创性智慧，对于涵养自主知识创新有着重要意义。

　　应对知识依赖困境的文化底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处于对西方知识体系的“学徒状态”，形成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本土的思想资源与话语体系被边缘化。从元典精神中提炼出能够解释中国道路、凝聚中国价值的基础概念与重要命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确立自身文化主体，更能推动形成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的学术表达与理论建构，筑牢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根基。中华元典中蕴含的诸多核心范畴，如“仁”“中和”“大同”“心性”“知行”等，为当代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提供了进行现代转化和再阐释的概念雏形。元典精神中关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等关系的深刻思考，例如“仁政爱民”的国家治理思想、“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通变守圜”的辩证发展观等，则为回应人类社会共同挑战、探索和平发展道路贡献中国方案。

　　破解知识创新乏力的方法论启迪。“学徒状态”的长期延续，滋生了一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研究者往往不深入中国社会现实，而是习惯于将源自西方经验与语境的一般原理、抽象理论模型先验地、机械地套用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中华元典精神蕴含独特的方法论智慧，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超越西方中心论思维框架的方法论启迪。《周易》主张“与天地合其德”，这种将自然规律、社会伦理与个人修养相统一的认知模式，截然不同于西方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人文机械割裂的二元思维，启示我们理解中国实践必须采用整体性、系统性的视角。从《尚书》“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到《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路径，“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导向，为解决当前学术研究中存在的“理论与现实脱节”问题提供了依据。

　　引领知识生产方向的价值坐标。以量化指标为核心的学术评价体系，与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势影响相结合，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在追求“价值中立”与“客观实证”的过程中被“工具理性化”。知识体系表达“中国立场”、传承民族价值的内在功能被弱化，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深层文化心理产生疏离。元典精神中深厚的“民本”思想与“仁爱”精神，要求学术研究应以回应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为核心，强化学术成果的现实观照力与实践价值，并将是否体现人民立场、增进社会福祉作为重要的评价维度。元典精神重视“文以载道”，强调学问与人格修养的统一，这提示学术评价应关注学者的学术道德与精神境界，将知识追求与社会责任感、伦理道德融合，抵制功利化、短视化的科研倾向。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首要在于摆脱对西方中心主义知识范式的盲从与依赖。深入回归并创造性阐释中华元典，就是从民族文化的原点处确立自我，用中国自身的概念、范畴与思维范式来理解和解释中国与世界，构建出兼具本土特色、原创精神与人类关怀的自主知识体系。

　　从传统智慧到现代知识的转化之径

　　根据“文化重演律”，中华文化的历史演进呈现为连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传统需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接受检验与选择，其精髓需与时代需求相结合并被重铸。以元典精神为基石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一“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根脉”的有机统一，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践指引，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进行系统性创新。

　　强化学科体系，实现知识生产制度化。自主知识体系的确立与传承，离不开学科体系的支撑与固化，当前“元典”之学系统性纳入现代高等教育专业体系方面仍有不足。应在哲学、历史学等基础学科中，强化中国学术史、思想史和经典研读的核心地位，在应用社会科学中开设融合元典智慧与当代议题的特色课程。借鉴世界一流大学通例，设立中国的“古典学”或“元典学”专业，系统开展以元典为基础，贯通文史哲，融合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跨学科教育研究。创新育人机制，培育兼具深厚传统文化素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现代学术方法能力的战略储备人才。

　　梳理学术传统，创新研究方法与范式。以元典精神推进学术体系创新，关键在于“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建立中国学术自我演进的历史叙事。学术创新应摆脱强分“正统”与“异端”的思维，超越“经学”心态与形而上学的哲学史研究范式，系统梳理元典的学术传承史，理解其不同时代阐释背后的问题意识。将传统学术资源与现代学术方法相结合，要运用现代理论工具与问题意识，对元典精神进行现代化表达与诠释，揭示其超越时代的核心命题与思维结构，为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丰沛的本土思想资源。同时，应将元典精神中蕴含的整体性思维、关系性思维与辩证思维，有机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中。

　　提炼核心概念，打造自主性话语体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更要打破对外来话语体系的依赖，形成一套能够清晰表达中国经验、中国价值和中国主张的叙事逻辑，其核心抓手是研究提炼各学科的“标识性概念”。针对元典核心范畴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层面的精确定义与理论建构，通过系统的学理阐释和跨文明对话，使其转化为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现代学术概念，从而构建本土化的理论叙事。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强高水平国际学术合作、推动前沿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与传播、主动设置和引领国际学术议题等，推动这套话语体系走向世界，持续提升中国学术的全球影响力。

　　中华元典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元精神”，是新时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石和源泉。我们不应膜拜经典，而是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进行深度的阐释与重构，将古老智慧转化为构建现代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动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出土资料与楚国城邑地理研究”（24CZS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