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提出了“人文经济学”的重大命题。从学科视角看，人文经济学是经济学、文化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是研究经济与文化相互交融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学科。

　　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阐释中，深度澄清其出场逻辑即它何以从当今时代的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其现实基础是怎样的，是一个关乎破题准确性、阐释客观性、知识普遍性的前提性问题。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前，对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出场逻辑的追问和澄清必然指向对“两个大局”这一“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的历史性剖析。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与全球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同一个历史过程。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正处在加速形成阶段的全球经济的主导原则是“暴力输出”，即西欧相关国家以暴力殖民方式在全球掠夺资源，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的确立奠定条件。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世界市场和全球经济逐渐形成，与之相应，其主导原则转变为“商品输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全球经济的主导原则再次发生变化，“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过往，全球经济的主导原则无论是“暴力输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所遵循的都是“物的逻辑”。这种“物的逻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物质产品为主要生产对象；二是以物质财富积累为主要发展目标；三是以物质性的空间和生态资源为危机修复条件，即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生产过剩、生态恶化、资本过剩等危机时，便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物质性空间和生态条件的方式来转移危机。

　　但是，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无论是“暴力输出”“商品输出”还是“资本输出”，其效力都是有限度的。当今时代，随着传统产业资本在全球深度布展，已经没有足够的物质性空间和生态条件供其进行危机修复了。而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遇全球物质性空间和生态条件的根本制约时，其所规制的全球经济必然会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就是全球经济发展遭遇“百年变局”的实质。在这种背景下，是依照“物的逻辑”继续走那种对物质性空间和生态条件严重依赖的老路，还是突破“物的逻辑”的制约积极开辟新路，就成为关乎时代走向和人类命运的重大历史课题。

　　作为对全球发展高度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通过长期探索，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辟标志着一种突破“物的逻辑”制约的新经济发展类型的当代出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人类历史上，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现代化前所未有，面对这一艰巨任务，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中心，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目标不是资本的积累而是“现实的个人”的共同富裕。由于“现实的个人”不仅是“经济人”还是“社会人”“文化人”，因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需要充分发挥人的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重要作用。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不仅注重物质财富的创造，也注重精神文化的创造。充分激活文化之于经济发展的强大引领作用，是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不仅需要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还需要提升非物质性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要素中的占比，进而与精神文化相关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意味着在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上，中国与那些通过战争、殖民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存在本质不同。囿于全球发展需求无限性与物质性发展条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完全遵循“物的逻辑”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导致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陷入丛林状态。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之所以站在“历史正确”“历史主动”一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充分调动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充分激活了文化因素的经济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所开辟的经济类型也是如此。具体而言，这是一种高度重视和强调人的因素尤其是人的文化因素之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的经济发展新类型，即强调“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

　　当今时代，“两个大局”交织激荡，面对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我们亟须以契合时代规律的理论加以概括和表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形态，人文经济不仅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也代表全球经济转型的方向，对其展开系统性概括表达必然催生新时代人文经济学。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人文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根植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重要经济类型。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视察苏州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理论来源于实践，人文经济的实践展开呼唤一种关于人文经济的学问即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理论服务于实践，为推动人文经济在未来发展中行稳致远，一种能够对之科学规划和指导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也需要在当代出场。

　　从“百年变局”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人文经济同样也构成其演进方向。这不仅与全球经济体系的自我调整和创新有关——这种调整和创新是以牺牲资本主体性为条件的，而且与中国人文经济的世界影响密不可分。其一，作为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文经济发展本身即构成全球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面对中国人文经济发展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机遇，相关国家必然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发展人文经济来融入新的经济格局。其二，中国始终是全球人文经济发展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主张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可以在各自经济发展中发挥强大作用。其三，中国人文经济实践深刻证明，那种先污染后治理或先工业经济再人文经济的发展道路并不具有铁的历史必然性，当今时代，任何国家无论其现代化实现与否，都可以选择走人文经济发展道路。

　　（作者系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