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2024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明确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进入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只有深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定推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在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中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

落实“三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已然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但与此同时，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全球治理秩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坚持合作共赢，还是重回分裂与隔绝？是坚持和平共处，还是走向冲突与对抗？是坚持交流互鉴，还是延续傲慢与偏见？既关乎着全人类利益，也考验着各国的智慧。

　　近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完善全球治理、应对世界变局、破解人类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以落实“三大全球倡议”为战略引领，深入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也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基础保障。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谋绿色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气候变化、粮食能源危机等多重挑战交织叠加，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遇阻之际，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以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为重点合作领域，致力于推动国际社会共创普惠均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有力回应了全球性挑战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得到各方积极响应。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全球发展倡议，7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中国携手各方合作伙伴，守护脆弱人群、营建温馨家园、应对共同危机、助力可持续发展、创造强劲增长，取得了一系列“小而美、惠民生”的务实合作成果。但根据2023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2023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特别版》，在可评估的约140个具体目标中，有半数出现中度或严重偏离预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和数字转型，通过一系列务实行动和大胆改革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维世界和平稳定。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各国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两年来，中国践言履诺，垂范先行。在乌克兰危机、阿富汗问题、巴以冲突等问题上持之以恒劝和促谈，为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促成沙特和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带动中东地区形成“和解潮”；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积极引领新兴领域国际安全治理进程；在国际维和、反恐、打击跨国犯罪、气候变化、防灾减灾等方面与国际各方深入合作，推动全球安全倡议不断走深走实。着眼当下，国际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对全球安全治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只有坚持牢牢把握全球安全倡议“六个坚持”的核心要义，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才能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稳定。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共促文明交流进步。在各国交往日益密切、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今天，不同文化思潮之间的冲突愈加激烈，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风险急剧升高，人类文明面临着革新进步抑或停滞倒退两种命运的抉择。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与规律，高瞻远瞩找准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堵点，于2023年3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首次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这一解决方案。全球文明倡议以“共同”为逻辑主线，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是推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一年来，中方不遗余力地为不同文明平等对话搭建平台。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基金的正式成立，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的相继举行，“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的成功举办，都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进文明交流互鉴的真诚意愿和切实行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成为大势所趋、民心所向。

坚定推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赢得国际竞争战略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40多年来，我国坚定不移推进对外开放，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当前，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回头浪，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受到巨大阻碍。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仅要坚持，而且要更好坚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闭，只能越开越大。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坚定推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动力源泉。

　　积极实施“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渐进式和差异化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也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诸多问题。现阶段，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东西南北中”全方位立体式开放格局。从经济特区、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开放，到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再到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我国地区性开放政策覆盖范围越来越广。从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到2023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我国已设立了22个自贸区。未来，我国将继续通过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引导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统筹好深化“向东开放”与扩大“向西开放”的关系，即不仅要继续深化对发达国家的开放，更要不断扩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大门，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深化与发达国家的国际互利合作，把开放的“朋友圈”越做越大，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

　　扎实推进“更宽领域”对外开放。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制造业领域就进行全面对外开放，实现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装备制造业的全面发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中，已经从过去的中低端迈向了中高端，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10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时宣布，中国将“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释放出了我国将扎实推进制造业将向“更宽领域”开放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激烈竞争中，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仍然较低，从而制约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因此，“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既要求扩大制造业的开放，也要求扩大服务业的开放；既要求扩大商品市场的开放，也要求扩大要素市场的开放。尤其是要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更大的市场机遇和发展空间。

　　稳步扩大“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新一轮经贸规则体系开始重塑。在此过程中，国际经贸规则由边境规则向边境后规则转变，即：从通过不断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边境开放的举措推动商品和要素流动，转变为要求实现国内制度框架和管理体系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有效协调和衔接，这使得制度型开放成为各国各方参与全球化，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战略部署时明确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工作部署时也明确指出，要“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由此可见，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我国对外开放的步伐将不断向更深层次迈进。在推动制度型开放进程中，我国要更加主动对接货物贸易、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边境后”管理制度等领域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建立健全管理和规制境内经济活动的政策举措和规则体系，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从而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强国使命任务的逻辑理路研究”（SC22ZDYC28）阶段性成果】

　　（叶本乾，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汪思洁，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