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推动经济主体不断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更丰厚的经济回报，极为推崇工具理性的作用，而弱化了其所应用的手段是否符合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否遵从公理和正义等标准的评判，从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使我们用短短几十年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领跑几百年积累的优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但也正是由于发展速度过快，我们在精神文明领域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物质领域。在西方“普世价值”、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思潮影响下，过度追求利润、提高技术，把人物化、异化为活着的劳动工具，从而忽视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忽视了对物质资料生产的目的叩问，忽视了对人为什么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才是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等人生根本问题的回答，工具理性被无限放大。

　　我们在完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节点。“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需要更明确我们为什么发展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需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明确发展方向，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奋进力量，通过崇高的理想信念激发持续的奋进动力，在发展中更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对抗市场的工具理性

　　当今社会存在着急功近利、诚信缺失、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体现了价值领域工具理性异化、工具理性膨胀的现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公大于私、义重于利、责任为先的价值偏好与现代西方权力优先、金钱至上的价值主张表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公大于私强调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有力地对抗西方价值观中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等倾向；义重于利强调社会公平正义重于物质力量，有力地抵制西方价值观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背信弃义等人生观和价值取向；责任为先重视个人在家庭、社会、国家中的责任义务、担当奉献，有力破除西方价值观中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倾向；更重要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的价值属性，体现在“一带一路”倡议主张政治上平等对话、文化上交流互鉴、经济上互利共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重视价值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熔炼道德体系，凝聚社会共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民族精气神，是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工具理性膨胀的有力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中蕴含着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民本思想、重义轻利、责任担当等价值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以人民为中心、为人类整体利益奉献的价值追求不谋而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发展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互相兼容，又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工具理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以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同时，我们更需要充分利用价值理性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人民高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极高的社会文明程度引导先富带动后富，逐渐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远大目标。

　　用习近平文化思想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

　　精神贫困是西方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究其本源，就是过度追求工具理性以致忽视了人本身的价值。如何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本位价值理念痼疾，走出精神贫困的泥淖，这已成为西方乃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紧迫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需要发挥工具理性的作用，以及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的矛盾，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强大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文化思想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新时代与中国实践充分融合，给出西方现代化价值理性弱化问题的解决之道，并在实践中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对内对外展示出新时代中国的良好形象，提高了国家文化影响力和话语权，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科学的行动指南。作为当前主流社会意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映，更对社会实践有能动的反作用。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更需要以群体本位为文化理念，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的精神利益实现提供价值指引。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之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发展进程的高速度和高质量相匹配，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凝聚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崇高理想信念化解工具理性对人的异化，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价值理性的回归，化解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突出矛盾。　　

　　【本文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党建研究专项“百年党史进程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历史逻辑研究”（21XWD04）的成果】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