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引发了遍及全球的两极分化。对于马克思而言，私有制社会形态下的财富积累与两极分化是一对孪生姊妹，并且是资本主义扩张机制的必然后果。唯有消除资本支配劳动的奴役制度，才能推动“生产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

　　财富积累的同时伴随着两极分化

　　按照汉娜·阿伦特的说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评价，是“你见过的对资本主义的最高褒奖”。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率先开展现代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步入丰裕社会，呈现为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上文明过度等，尤其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往往会“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

　　然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没能给农民阶层带来幸福生活，反而加剧了农业工人的贫困，18世纪的“农业工人同他们14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够积累财富’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15世纪相比了”。在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清晰可见，马克思认为：“一方面工人的收入随着资本的迅速增加也有所增加，可是另一方面横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社会鸿沟也同时扩大。”资本主义世界依然没能扭转贫富分化的发展态势，正如皮凯蒂所指认：“当21世纪的今天依然重复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超过产出与收入增长率的剧情时，资本主义不自觉地产生了不可控且不可持续的社会不平等。”

　　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开拓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社会生产和消费活动都成为世界性行为，将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20世纪末的民族解放推翻了资本主义旧殖民体系，但没能摆脱资本主义掠夺超额利润的发展逻辑，博克斯贝格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工程加大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只有新的经理和领导精英才从这种发展中受益。‘第三世界’的大规模贫困并不能被克服，充其量在大规模贫困中创造出几个富裕的小岛罢了。”资本主义扩张形成的全球化体系，不过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攫取全球利益的“跑马场”。

　　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内在逻辑

　　贫富分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积累机制的偶然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运转的必然后果。马克思指出：“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而是新权势者强制地剥离多数民众生产资料的野蛮行为，“他们登上优胜者的地位，他们所利用的手段，和罗马被解放者用来支配旧主人的手段，一样卑劣”。新权势阶层“摇身一变”成为富有的产业资本家，民众沦落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和经济关系就是如此诞生的。

　　劳动者与其所拥有的生产手段相分离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健全完善的过程。马克思说：“资本关系的前提，即是劳动者同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完全分离。资本主义的生产一旦立定脚跟，它就不单维持那种分离，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那种分离。”由此可知，产生并维持社会阶层的贫富分化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的根本要求，“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具有前瞻眼光的资产阶级迎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将资本主义秩序扩张到全球的角角落落，工人阶级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城乡劳工被动进入全球化进程，贫富分化由此成为“全球问题”。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生产资料和财富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为了“给相继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从而不断加速财富积累的新的形式，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诞生了，以便于“使正在开始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者阶级剥削无产者阶级的权利以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永久化”。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的建立意味着政治的集中，各种全球性的关税协定、世界性的贸易组织、普世性的道德规范等如春笋般破土而出，它们所标榜的“‘ 贸易自由’实际上就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同时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牺牲其他民族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

　　资本主义扩张机制的消亡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时代往往建立在阶级剥削的基础之上，它激起人们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更为精致的艺术，“那也不过是因为现代的一切积聚财富的成就不这样就不可能获得罢了”。过去的一切文明形态，都因为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而解体，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试图将这种社会动荡消弭于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资本主义扩张有其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化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劳动过程的合作形态，将日益发展为大规模的，科学之意识的技术的应用将发达，土地的计划的利用将发达，劳动手段将更转化为仅能共同利用的劳动手段，一切生产手段，当做结合的社会的劳动之手段使用，将更加经济，一切国民在世界市场网上将更加错综，由这许多事实，资本主义的国际性质将发展”。如此一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要求挣脱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羁绊，“生产手段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一达到与资本主义外壳势难两立之点，这种外壳就要破裂”。资本主义全球化并没有“终结历史”，而是蕴含着一种新社会制度的文明因素。

　　资本主义扩张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对立面，即作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无产阶级，“穷乏，压迫，隶属，颓废，榨取等等之量，则益益增大。但同时，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机构所训练，所统治，所组织，而人数不绝膨大的劳动者阶级的反抗，也增长”。工人阶级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精神，却不能获得相应的财富和权利，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而自己不从里面分得一份呢？”共产主义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是剥夺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随着无产阶级的组织能力和思想觉悟提升，必然敲响私有制的“丧钟”，这昭示着一种“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文明形态创造的可能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防止数字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的协同治理机制研究”（22BKS154）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员、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重庆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