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空间认知科学发展势头迅猛，相关探讨不仅关涉空间感知的神经机制、空间认知的主体性因素、空间认知的本质，更关涉空间记忆的算法演绎、空间认知与人工智能等。虽然当代空间认知科学在问题域和阐释路径上都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和现实关切，但总体而言，当代空间认知科学与近代的科学主义空间观一样，都是将空间作为一个科学的对象。以空间的感知为例，在当代空间认知科学中，空间的感知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生理事件，我们对空间的感知是对空间的信息和表征进行再加工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被模拟整合为一套数字符号系统。空间认知科学的核心任务是揭开空间感知的自然—生理之谜，将人类关于空间感知的心智活动还原为它的生理—生物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在空间认知科学中不存在空间批判的向度，这亦使空间认知科学在对人的空间认知过程的总体把握上呈现出一定的理论局限性。

　　与近代科学主义的空间观和当代空间认知科学不同，马克思的空间认识论内含一种空间批判的向度。马克思强调空间认知不仅有真理性诉求，更有价值性诉求，相应地，空间认识论的使命不仅是在空间认知中求“真”，更是求“善”、求“美”。“空间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场的，它同“历史批判”（时间批判）一样，都是作为社会批判的基本向度。但“空间批判”的出场是很晚近的事，“历史批判”（时间批判）一直是社会批判话语中的显性话语，而空间在其中是被贬抑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单向度的历史批判的扬弃，空间批判不仅内在于历史唯物主义中，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有之义。具体来说，马克思的空间批判主要有以下三重指向。

　　第一，进入社会—历史场域中的空间本质上是实践的。不管社会—历史场域中的空间是何种形态，已经是作为一种关系中的存在物、过程中的存在物，确切地说，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历史过程中的存在物。仅以空间的“显现”为例，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显现”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指出，空间作为一种对象的“显现”本身具有社会—历史向度，马克思承认原初的物质空间的客观实在性，但真正关注的是人化的空间。他强调自在的空间一旦进入人的认知活动中，即作为主体认知活动中的“对象”，这一空间的“显现”本身就不再是纯粹的自然事件了。这里的空间就不再是纯粹的物理空间了，而是一种社会的空间，是进入人的对象化活动中的空间。空间总是具体的空间，是在特定的社会场域中展开的空间，即使是纯粹数学的空间、艺术的空间或想象的空间，亦都是建立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之上的空间意识。空间之为空间，或者空间的“显现”本身，总是与在其中展开的社会历史活动关联在一起，是作为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的。在当代视野中，从全球空间、民族—国家空间到城市空间、居住空间等，离开了特定的历史过程，它们作为一种空间的“显现”本身便不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显现”在我们面前的空间，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有限的空间，是具有特定历史性的空间，这是我们在认识空间的真正发端处。

　　第二，“空间的生产”内在于人的“类本性”中。我们不仅是创造历史的存在物，更是生产空间的存在物。人类生命活动的存续本身就伴随着不停歇的空间生产，空间生产是由我们的生命特性决定的一种必需，而且人的对象化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空间延展的过程，空间生产在其中是作为人的“生命表现”，人在空间的生产中确证和实现自身。从我们生产的空间中，就可以抵达我们的存在。马克思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在人类的空间实践中，从简单的空间意识到复杂的空间建构，都与人类“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关联在一起，不仅自然作为外在于我们的空间是如此，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关系空间亦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空间生产呈现了人的“类本性”的“独特性”，我们不仅在空间中生产，同时也在生产空间，如果前一个空间是作为一种物质背景的物理空间、地理空间，是所有自然生物共有的一种空间，那么，后一个空间则是人同时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生物和社会生物的空间，是人之为人的空间，是人类注入多重本质力量的空间，这一空间本质上是一个重构的空间，是具有存在论向度的空间。

　　第三，资本时代的空间生产受到资本的抽象统治。马克思不仅向我们呈现了空间生产的“一般”，更向我们呈现了空间生产的“特殊”，前者指向了人类历时性展开的诸历史阶段中空间的“共在”，后者指向了资本时代的空间生产的特定形态，马克思的空间批判正是在空间生产的“一般”与空间生产的“特殊”的张力中呈现的。具体来说，资本主义创造了空间的交换价值的至上性，空间成为资本积累的载体，在这个过程中，空间被普遍物化了，空间空前地成为一个异化的场所。这种异化具体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资本宰制下的世界市场中的空间异化。一方面，世界市场本质上是资本积累空间延展的产物，是资本积累突破民族—地域的有限性，在更大空间场域中得以存续的现实需要，世界市场已经内含于资本的本性中了；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及其开启的全球空间生产从一开始就是地缘政治的产物，世界市场在其发端处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空间结构，始终存在处于中心区域的民族—国家对于边缘区域的民族—国家的空间剥夺。二是资本宰制下的城市空间异化。这种空间异化体现在城市空间的生产服从资本不断扩大积累的需要，城市空间被纳入马克思所说的“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中，成为资本权力的表征。在这个过程中，优质的城市空间成为资本力量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场域，城市空间的区位图直接标识着资本积累的路线图，城市空间日益成为资本统治下的抽象空间，成为一个“无地方的地方”。与这种空间异化相对应的城市景观是断裂、疏离、矛盾的城市景观，“资本的空间”对“生活的空间”的全面侵入建构了资本时代的空间形而上学。走出这一空间异化，需要建构一种反资本的空间话语，开启多向度的差异化空间的生产。

　　在当代，空间异化进一步纵深发展，我们空前地需要一种内含空间批判的新的空间洞察力，马克思的空间认识论就代表了这样一种空间洞察力。在今天，马克思的空间认识论需要空前地关注空间生产的价值和意义向度，需要空前地重申空间认知要回答的不仅是“何谓空间”，更要回答“空间缘何如此”以及“空间应当如何”的问题，确切地说，就是空间何以承载一种意义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重新描绘人类的认知地图，这张地图将不仅是物理—地理意义上的地图，更是通向人的精神生产美好境界的心理地图、文化地图。这都要求建构空间哲学和空间科学之间的积极对话，因为空间认知从来都不仅是科学问题，更是哲学问题。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