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存在一个从接受到批判的思想演进过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具有双重维度：“原本批判”与“副本批判”。在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基础上，马克思对建构社会主义现代性作了初步探索。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和世界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刘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文明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标识。现代性是关于现代化的理性抽象和观念表现。作为一个比较性范畴，中国式现代化是相对于别的现代化模式尤其是西方式现代化而言的。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思考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特别是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和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初步探索，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资源。

　　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辩证立场

　　从欧洲思想史的发展来看，现代性思想与现代性批判几乎同源同生。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存在两条相互交织的思想发展线索：既有孕育现代性一脉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也有超越现代性一脉的浪漫主义思潮。当然，浪漫主义思潮本身，也兼具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二重性：一方面，浪漫主义反映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个性解放的需求，有现代性的意蕴；另一方面，后期的浪漫主义也蕴含着对法国大革命以及“理性王国”的普遍失望，包含着反现代性的一面。

　　从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有一个从接受、信奉，到批判、超越的过程。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现代化”“现代性”这些概念，他使用过“现代国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等提法。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信奉者。他从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国家”“现代的政治社会”出发，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国家哲学和德国的国家制度。这个时期，马克思对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评价中，以现代性的发展程度为标准，存在两个不同层次：法英、德俄。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制度是“时代的错乱”，“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现在才刚刚开始”。[1](P9)俄国和德国差不多一个层次，“德国人对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顶多也只能像俄国人一样”。[1](P9)马克思对德国国家哲学和国家制度的批判，是以在现代性方面先行一步的法国、英国特别是法国为参照的。正是基于这种判断，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最后，发出了一句宣言式的宣告：“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1](P18)这一宣告中，“高卢雄鸡”成为法国现代性意识的象征，它是对密涅瓦黄昏时分起飞的猫头鹰所代表的暮气沉沉的德国国家制度和法哲学的超越。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态度开始出现重大的转变。出现这一转变，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不断显现，二是马克思自身认识的提升。马克思认识的提升，既源于这个时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源于他和恩格斯结识后对工人阶级的深入了解。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深入剖析，逐步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还对资本主义的异化及其扬弃作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从哲学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共产主义的特征：“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185)这个替代方案明显还带有哲学的抽象性，无产阶级还没有脱离普遍等级的抽象痕迹。在《神圣家族》中，无产阶级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和现实化。群众摆脱了“非批判的”“精神的敌人”这一“群氓”形象，被视为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无产阶级是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主体阶级，肩负消灭现代社会一切违反人性枷锁的使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哲学观诞生的标志。借助于全新的哲学实践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二重性进行了全面、辩证的分析。马克思在《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件可以作为我们19世纪特征的伟大事实，一件任何政党都不敢否认的事实”。[2](P579)换言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生成，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批评了历史悲观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2](P580)

　　要正确看待资本主义现代性，必须坚持辩证立场，既要看到其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也要看到其消极的历史局限：“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2](P579-580)

　　马克思高度肯定资本主义的积极历史意义。就物质生产而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P36)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确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就精神观念的生产而言，科学、理性、自由等现代性观念成为现代文明的标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冲击传统的等级观念和人身依附关系，传统社会观念土崩瓦解。与此同时，为满足现代化生产的世界扩张，现代性文明开始形成世界性的普遍交往关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2](P35)一切地域、民族之间的隔阂被摧毁，人类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马克思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首先，资本主义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导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抗关系日益尖锐并普遍化。为了追逐利润，资本主义社会把生产力的“变革”力量贯穿到每一个角落，带来社会的分裂、动荡和不安。“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2](P580)其次，资本主义将交换价值凌驾于道德责任之上，利己主义成为统摄一切的伦理法则。“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2](P34)“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2](P34)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批判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不是针对现代性的一般，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借助对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建构了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具有双重维度：现代物质生产的“原本批判”与意识形态观念的“副本批判”。

　　不同于以往思想家脱离社会现实的思辨玄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绝不仅仅是“观念的历史叙述”，而是开辟了“现实的历史叙述”，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

　　马克思通过剖析现代物质生产来解密现代性根源。首先，现代物质生产是现代性的根本动力。现代物质生产方式，凭借地理大发现和科技革命，实现了与传统生产方式迥然不同的重大变革。现代物质生产，是建立在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关系基础上的商品生产。它促使自然经济解体，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迈进。其次，现代物质生产具有二重性，这是现代性矛盾的深层根源。商品生产中，由于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分离，导致价值和使用价值分离。对价值的迷恋，使得现代物质生产忽略了生产的物质内容，而仅仅聚焦于生产的价值形式。价值增殖过程，决定和支配使用价值生产的一般劳动过程。最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生产的动力在于资本的运动。“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3](P707)马克思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运用资本逻辑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法则来透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关键之处。

　　按照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现代性的理念本身，而应当追溯隐匿其后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3](P646)由此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是资本批判。

　　当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审视，不仅仅限于现代物质生产活动这一“原本”维度，还包括与“原本”相对应的“观念副本”这一维度，即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精神生产是现代物质生产的“同谋”。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必须上升到意识形态的观念维度。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为资本利益做合法性诠释。“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4](P199)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到现代社会，资本力量不仅没有受到应有限制，反而借助“个人权益至上”“自由竞争”等观念粉饰，进而实现资本利益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马克思还从商品—货币—资本的拜物教批判中，揭示现代社会拜物教意识对精神世界的冲击和对阶级意识的消解。在拜物教意识充斥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沦为物的奴隶，表面上物质充盈的背后却是精神世界的虚无和阶级意识的蜕化。不仅如此，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宣扬殖民过程的合理化、合法化，殖民者也从资源掠夺者变为文明传播者。

　　现代性问题的深层基础是主体性哲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将现代性问题与主体性问题、人的存在状况特别是自由的实现程度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提出了人类历史发展演进的三形态（或三阶段）理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第二个阶段，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确立的历史时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过渡阶段。从主体性的历史演进来看，资本主义取代旧制度，是主体性突破以血缘为纽带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个体独立性原则的阶段。洛克的权利和自由思想，是资本主义个体性在政治哲学层面的体现。人们摆脱了旧社会的束缚，个体创造性得以释放，个体权益得到尊重。马克思指出，这种强调个体原则的主体性，实质上服务于市民社会的个体利益至上原则。这种主体性，不仅导致人和人相对立，还导致人和物相对立。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是建构资本主义主体性的重要前提。作为主体的人，要通过“物化”的财产来得到确证。资本主义现代社会，打碎了血缘等“人的依赖”的旧镣铐，又给人戴上了“物的依赖”的新枷锁。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价值基石，就是要超越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意识到了洛克式的自由是市民社会原子式的个体主义自由。要超越这种利己主义个体性原则，必须付诸共同体形式。黑格尔寄希望于伦理的国家，国家被视为克服市民社会特殊性的普遍性代表。马克思在共同体形式上，与黑格尔具有一致性。但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国家共同体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要真正实现主体自由，必须超越“虚假的共同体”，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P53)

　　三、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初步探索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双重批判，真正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运转的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从现代性角度来看，就是要建构一种社会主义现代性来取代资本主义现代性。这种新型现代性的建构，既能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同时又能避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局限。

　　一些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者希望通过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断革新来修复现代性问题，这是根本错误的。马克思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方式具有总体性特征，不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技术修补，而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扬弃私有制和资本逻辑。现代性源自西方，马克思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将构建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历史任务寄希望于西方社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按照马克思的原初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首先在生产力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期望的欧洲革命任务并没有实现。在东西方融合和普遍交往逐渐深化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将眼光投向了东方国家。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发生冲突与碰撞过程中，东方文明承担着实现自我超越，同时超越西方文明的双重历史使命。

　　早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评论文章中，马克思就已经开始联系东方国家的历史变革来思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超越问题。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英国在印度既要完成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又要完成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但是，“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P690)所以，只有在东方国家完成社会革命，并借用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才能从根本上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2](P691)

　　晚年马克思在思考俄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时，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即东方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追问一种历史可能性：东方国家如何创建一种新型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一道路既能利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积极成果，同时又不经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苦难。

　　这一点，马克思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充分的阐述。马克思从方法论高度，批评了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表述变成一种普遍发展道路的做法。“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5](P466)“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5](P466)对不同历史环境中的历史现象进行分析，不能使用“一般历史哲学这一把万能钥匙”。马克思认为，俄国等东方国家建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条件，并非亦步亦趋地要经历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相反，可以而且应该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发展道路，即“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5](P464)

　　进一步追问，东方国家如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呢？这是晚年马克思和俄国革命者都在思索和探讨的问题。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者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希望得到这方面的指导。马克思非常重视来自东方的革命者提出的问题。当年的3月份，马克思就给查苏利奇写了复信。从马克思写作复信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既体现了一位革命家的热切期望，也体现了一位理论家的冷静理性。复信一共写了四个草稿。在草稿的初稿中，马克思充满了革命者的热切期望，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俄国利用农村公社这一现存的生产和社会关系平台，在革命成功后就可以建成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新型国家。“在欧洲，只有俄国的‘农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5](P578)“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5](P582)

　　但是，鉴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复杂性、长期性和曲折性，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复信的定稿中，又充分体现了理论家的严谨和理性：“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5](P590)“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然发展的正常条件”。[5](P590)

　　马克思在复信定稿中的回复，不仅篇幅简短，而且语言也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种回复，可能不能让俄国的革命者们满意，甚至有可能打击他们的革命热情。但是，这恰恰反映出马克思科学严谨的态度。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何才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马克思留下了一个在当时无法确定解答的问题，这为后来俄国、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取得了胜利。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成了革命者必须解决的历史难题。列宁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而西欧的革命是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6](P343)这一难题，始终存在于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遭受严重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始终没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任务，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努力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完成的。

　　四、马克思现代性理论的当代意蕴

　　长期以来，西方在关于现代化的范畴、思想、话语体系等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一种排他性的话语霸权，无视非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探索和世界意义。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蕴含着破除西方现代化话语霸权的致思方向和理论资源，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与世界意义。

　　首先，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问题的系统探索，在时间上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共发表26篇文章。这次特辑，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大讨论。探讨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要促使中国现代化，需要什么几个先决条件”；二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7]可见，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现代化的讨论，一开始就存在社会主义式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化两种分野和比较选择。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现代化讨论的两种分野，对应当时中国两大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两种不同现代化方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国民党主张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方案的失败，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探索奠定了政治基础和前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的实践探索。1954年，周恩来在第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中初步提出“四个现代化”思想，具有标志性意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基于国际视野对中国的现代化作了重要阐述。1979年，邓小平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之家”这一形象表述，既正视现实，符合中国国情；又强调中国特色，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探索的经验总结，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这个表述，强调的是世界性的比较视野，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同于其他现代化道路特别是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新特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表述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相比，少了“新道路”三个字，但在内涵上却有了极大的拓展，从道路拓展到理论、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以及在整体意义上不同于其他的现代化模式的特点。

　　其次，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从唯物史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运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正确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需要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自文艺复兴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探索现代化进程。概而言之，这些探索可以概括为三种代表性模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和权力异化理论，在对人类历史上三种现代化模式的比较分析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和优点。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资本、政治权力和劳动（者）这三种要素成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大要素在社会有机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成为区分不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是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模式，资本逻辑统摄社会运行，成为压倒性的支配力量。资本至上可以释放市场活力，推动发展效率，但也会导致社会分化，带来经济和社会危机；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国家权力至上的发展模式，政治权力在社会运行中居于主导地位。这种模式可以遏制资本，防止其野蛮生长，但也会扼杀市场活力，导致权力异化，形成特权阶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条坚持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人民是现代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不同于西方资本至上，中国式现代化反对以物为本，主张以人为本；中国式现代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激发真正的历史主体——劳动者，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创造伟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当代的运用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而是融合了人类现代化探索的一切积极因素和进步特征。正如《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所言，“数十年来，中国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从19世纪至20世纪西方实践经验的成败中汲取教训，同时立足于本国国情，寻找一条融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优点的道路”。[8](P1)

　　最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现代化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蕴含着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一世界意义，不仅在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现代化强国，更在于建构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今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从哲学上讲，“修昔底德陷阱”背后反映的是西方现代性的单一主体、主客对立、零和博弈思维。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价值圭臬，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中国式现代化则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除西方中心主义，展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丰富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单一主体、主客对立思维，这是走向马克思期望的“真正的共同体”的必经阶段。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着“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这些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和哲学底蕴。“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哲学理念，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精髓。前者可引申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处理多元文明关系的基本遵循；后者可引申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是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哲学依据。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不仅在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在于人类文明的大同发展。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9]现代化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愿景，就是把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连接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7]者之言.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J].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

　　[8] [法]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9]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