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马克思的众多著述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基于对重大事件的分析，对历史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关系作出最明确、最深刻说明的重要文本。马克思认为，在近代法国政治变革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波拿巴政变不过是对此前半个世纪拿破仑雾月十八日政变的拙劣模仿。如果说后者是一场“悲剧”，那么前者就是一出“笑剧”。在由法国的经济社会状况、阶级斗争情势及其独有的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交织而成的局势和条件所搭建的政治舞台上，波拿巴凭借其主观特质与独特的政治作为扮演了一个“英雄的角色”。这场“笑剧”无疑是历史的重复和倒退。但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看，这段历史检验了马克思发现的唯物史观，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历史的进步与重复、倒退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并对我们认识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波拿巴政变；历史辩证法；重复；倒退

　　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入手考察人类历史进程，认为社会发展遵循客观规律，历史变迁具有必然性。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客观规律又与主体活动紧密关联，历史的必然性是通过大量偶然性事件表现出来的。从总的趋势看，人类历史是前进的、上升的，但暂时的反复、停滞、倒退也在所难免。质言之，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前进性和曲折性相互交织，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趋势。因此，如何准确理解历史规律论，怎样解释历史进程中的重复和倒退，成为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关键。在马克思的众多著述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基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对这一论题作出最明确、最深刻说明的重要文本。在当代复杂多变的全球化形势下，重新考察马克思当年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对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展开的辩证思考，尤其是他对历史进程中曲折和倒退现象的深刻分析，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从“悲剧”到“笑剧”

　　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的确存在出现两次甚至更多次的重复现象，而对这一现象和规律给予关注并作出初步分析的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第三部《罗马世界》的第二篇中，黑格尔梳理第二次布匿战争后成为地中海地区强大势力的罗马帝国终结民主共和体制、重返独裁统治的过程，提出：“自古到今的一切时期内,假如一种政治革命再度发生的时候，人们就把它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也就是这样,拿破仑遭到了两次失败,波旁王室遭到了两次放逐。经过重演以后,起初看来只是一种偶然的事情,便变做真实和正当的事情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著述及其思想有着精深的理解，并以此作为撰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切入点。不过，马克思的阐述展现出了更为卓越的洞察力。他指出：“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具体而言，在近代法国历史上，如果说拿破仑在共和八年的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发动的政变一方面是属于天才的、具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事件，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又带有浓厚的悲剧意味；那么，半个世纪之后，其侄子路易·波拿巴不顾变化了的现实而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的政变则完全是对拿破仑一世的拙劣模仿，实质上不过是小丑才干得出来的、卑劣的、使历史倒退的行为。这样一来，以往的历史“悲剧”就被涂上了滑稽的色彩，成了一场“笑剧”和闹剧。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马克思以宽广的视野对驳杂的图景剖毫析芒，为其后的总结和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拿破仑政变及其“悲剧”色彩

　　拿破仑出生于意大利没落贵族家庭，自小个性张扬、充满自信，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早年入军事院校就读，并成功进入军队。他在政治上表现出出众的组织和决策能力，善于团结和鼓舞他人，同时深谙财政、立法等事务。法国大革命后，督政府软弱腐败，导致经济混乱、社会动荡，保王党伺机复辟，革命陷入危机。而此时，拿破仑在对意大利和埃及的军事行动中战功赫赫，威望极高。1799年10月，他从埃及秘密返回法国投身大革命。11月9日（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拿破仑派军队解散了督政府，与他人组成临时政府，自任第一执政，掌握了法国的最高权力。1804年5月，拿破仑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2月2日，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时，他从教皇手中夺过皇冠戴在自己头上，借此彰显皇权至上的威严和权力欲。

　　拿破仑雾月政变结束了大革命以来的动荡局面，开启了法国近代史上的“拿破仑时代”。他构建了相对稳定、高效的行政体系，奠定了法国现代化基础；他采取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措施，使法国经济逐渐走出困境，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率军多次打败反法同盟，建立了庞大的拿破仑帝国，并将法国大革命的反封建精神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特别是他颁布的《拿破仑法典》对法国乃至世界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欧洲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然而，由于拿破仑政变的巨大功勋是与其独裁和皇权理念及实践共生的，因此，他此后的作为也充满了争议。可以说，1804年称帝标志着他对共和理想的背叛，建立家族统治（分封兄弟为欧洲各国君主）、压制言论自由、利用秘密警察监控反对者等行为是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践踏。不仅如此，他还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虽然初期以保卫革命为名，但是后期逐渐演变为侵略扩张，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他还固守欧洲大陆，封锁英国贸易，结果重创欧洲经济，引发了各国的反抗。

　　拿破仑曾在法国、欧洲乃至全世界都被视为传奇，一如黑格尔所称道的“世界历史个人”，“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对历史进步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允地说，他既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也是其终结者；既是现代欧洲法律与行政体系的奠基人，也是穷兵黩武的征服者。从此意义上说，雾月政变是其问鼎权力的举措，也是其“悲剧”命运的开始。对此，马克思有着深刻而精准的论述。

　　（二）波拿巴政变及其“笑剧”特征

　　在拿破仑雾月政变半个世纪后，法国历史由1789—1799年大革命进入“1848—1852年革命”即“人民的春天”阶段，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登上了法国的政治舞台。这一时期，各个阶层之间异动、角力和政变频仍，各色人等走马灯般登场，投机和欺诈盛行，社会寸进尺退。波拿巴最终通过模仿拿破仑当年实现帝制之梦的举动，将往昔的“悲剧”演变成了一场“笑剧”。

　　1848年的二月革命导致路易·菲利普一世被推翻，共和主义取得短暂胜利，但情势并不乐观，逆转随时可能发生。马克思将这一时期称为“革命的序幕”，认为其要害在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随后发生的六月起义彻底撕裂了法国社会：资产阶级惊恐于“红色幽灵”，将镇压起义的将军卡芬雅克视为救星；工人则不再信任共和国，悲叹“自由已死”。共和派内部的分歧也公开化：温和派转向保守，激进派被贴上“暴民”的标签。正如以议员身份亲历起义全过程的托克维尔所判定的：“它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而是一场阶级的战斗。”

　　当起义的硝烟散尽，法国人民开始寻找救世主。1848年12月举行的总统选举的结果震惊欧洲：默默无闻的波拿巴以74%的压倒性优势当选。农民投票给他，是因为“拿破仑的名字代表土地与和平”；资产阶级选择他，是指望他能继续镇压“混乱”；就连工人也对其抱有幻想，相信他会兑现“消灭贫困”的承诺。1849年5月，法国再次迎来议会选举，此时的民意已彻底转向“秩序优先”，导致保守派秩序党以压倒性优势取得胜利。然而，新议会内部的分裂已悄然出现——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互相猜忌，于是总统波拿巴伺机而动。1851年，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即将结束。5月，波拿巴发表演说，暗示“人民有权要求我留任”；11月，他故作姿态向议会提出修宪，遭拒后对幕僚冷笑道：“他们给了我发动政变的正当理由”。12月2日，军队占领议会大厦，逮捕了包括托克维尔在内的200多名反对派议员，这场“没有流血的政变”终结了第二共和国。1852年1月，新宪法实施，总统独揽立法权与行政权，议会沦为“橡皮图章”。12月2日，波拿巴加冕称帝，第二帝国诞生。

　　1851年政变的具体过程显示出了历史“笑剧”的特征。波拿巴选择在12月2日即拿破仑一世加冕纪念日发动政变，刻意模仿历史却缺乏现实条件；政变后立即举行全民公投，以92%的支持率通过新宪法；新宪法将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手中，却保留共和外壳。这些做法暴露了波拿巴政治伎俩的虚伪性——用民主的形式推行独裁、以革命的名义反对革命。

　　（三）两次政变的比较分析

　　历史在权力的轮回中完成了对共和、革命的嘲弄。拿破仑政变发生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虽采取了独裁形式，但客观上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完成；波拿巴政变发生在资本主义矛盾显现时期，其独裁统治阻碍了政治民主化进程。这种差异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同样的政治行动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完全相反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将波拿巴政变判定为“笑剧”，具有深刻的意蕴。其一，波拿巴生活的时代与拿破仑一世的时代完全不同，资本主义制度已站稳脚跟。但波拿巴不顾现实条件，妄图实行个人独裁，恢复封建专制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其行为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倒行逆施；其二，波拿巴政变的依靠力量是农民、军队、僧侣等，农民对小土地所有权的诉求、军队对宪法的践踏、僧侣对人民思想的压制都是业已过去的历史陈迹，都代表不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其三，波拿巴的独裁统治产生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使法国的民主进程受阻，阶级矛盾加剧，结果导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被迫割地赔款，国力遭受重创，失去了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地位，最终导致第二帝国的覆灭。

　　二、“笑剧”上演的外在局势和条件

　　波拿巴复辟“笑剧”之所以能成功上演，是由主客观因素交织促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挖掘和剖析。

　　（一）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马克思在1850年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合刊发表的文章中，专门谈及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法国的经济状况。这一时期，各大企业在巴黎设立，开足马力进行工业生产，商品流通量大大增加，金融业也相当发达。这诸多因素致使法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出现了普遍繁荣的情势，显示出资本强大的扩张能力，也为资产阶级执政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诚如恩格斯在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指出的，“从1848年年中开始逐渐复兴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状态的工业繁荣，是重新强大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振奋力量”。在资产阶级内部，各种不同的势力基于共同的利益整合起来。保皇派分裂成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但无论是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利益的正统派，还是代表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奥尔良派，都要求稳定的社会局面与安全的营商环境。同时，经济的繁荣也使得各阶层的生存状况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小资产阶级得益于政府提供的相对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经济扶持政策，认为可以用纯粹合法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无产阶级也有了较为充足的就业机会，温饱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所以当秩序党剥夺了其普选权时，小资产阶级仅提交了一份抗议书了事，而工人阶级则根本没有进行抗争的意愿。

　　然而，动荡、危机与资本运动相伴而生，上述良好状态很快在1851年上半年迅速逆转，短时期内商品流通和交换受阻，巴黎至少有上万工人面临失业，米卢斯、里昂等地的工厂纷纷停工。农业也出现了危机，粮价跌落导致很多农民破产。资产阶级将这次危机归因于政局不稳。为了恢复经济，他们希望保持现有的政治秩序，要求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认为国家陷入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原谅的。波拿巴在经济危机后通过一系列手段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议会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决策和立法均无需经过民主讨论的程序。在政府的直接介入下，新兴产业如铁路、钢铁、机械制造等发展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农业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推出一系列新技术。以上举措很快见效，到1851年10月中旬，法国工业逐渐复苏，商业和贸易也日益繁荣起来。

　　经济在繁荣—萧条—复苏之间的切换恍如梦幻，周期性危机接踵而至，给人留下一种错觉：政治可以左右和决定经济，强权可以促成发展。

　　（二）复杂的阶级构成及各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

　　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对应的是法国政治体制的不断变化。从君主立宪制到共和制、再到帝制，不同阶级和政治派别的力量此消彼长，民主与专制、共和与帝制的斗争贯穿其中。从1848年法国革命发展历程来看，各种阶级力量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二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的联合，推翻了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七月王朝；六月起义“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充当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帮凶，镇压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共和派单独统治期间，把小资产阶级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随着波拿巴当选总统以及组建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为主的秩序党，资产阶级共和派被排除出局；最后，波拿巴发动政变，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将资产阶级玩弄于股掌之中。

　　19世纪中期的法国，阶级构成极其复杂，各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马克思清晰地分析了波拿巴政变过程中各阶级阵营的利益诉求、政治主张以及力量对比。大致来看，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军队、流氓无产阶级等构成了当时法国的阶级图谱。而资产阶级又包括了金融贵族、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其中资产阶级共和派以共和主义为旗号，反对行政权的统治，见证了法国社会由封建统治向现代社会的转轨。遗憾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虽然都秉持共和思想，但在物质利益上始终存在分歧。因此，该派别内部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或共同的物质利益来维系其团结，不仅成员构成复杂、思想来源多样，还潜藏着某种对帝制的支持倾向。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属保皇派，他们虽将资产阶级共和国视为一种能让他们实现共同统治的国家形式，但并不认同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而是有着自己的政治诉求和利益考量。六月起义使得这两部分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了秩序党。随着波拿巴权力的扩张，秩序党内部矛盾加剧，由曾经在制宪议会（1848年5月至1849年5月）中占据优势到逐渐被波拿巴的势力击败。

　　除资产阶级以外，无产阶级在波拿巴政变过程中没有意愿也未能形成强大的反抗力量。农民则是波拿巴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848年的总统选举中，农民的选票对波拿巴当选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小商人、小工匠、小学者、小职员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立法议会（1849年5月至1851年12月）中成为秩序党最大的反对派，但遭到秩序党的镇压，力量被瓦解，在丧失了议会力量和武装力量后，退出了政治舞台。军队是波拿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重要工具。流氓无产阶级是波拿巴的拥护者，他们在波拿巴政变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为波拿巴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三）专制皇权传统与民主理念的相互纠葛

　　波拿巴政变这出“笑剧”之所以能够上演，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条件外，还有思想方面的因素。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篇，马克思就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可以说，这出“笑剧”从序幕、展开到结束，始终伴随着中世纪专制皇权传统与近代启蒙运动中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纠缠和斗争。一方面，“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资本主义的摇篮旁曾有古罗马精神的守护，古罗马的共和理念、权力制衡、公民政治参与、公平正义的法律原则、私法体系等，一直推动着法国革命去追求自由、平等、共和的理想，创造由这种理想主宰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同样，爆发于1789年、彻底结束于1830年的法国大革命所培育起来的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和制度又构成1848年革命必然要继承的政治遗产。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政治生活中的个人权利和义务的观念，以及个人不论出身和地位在法律上的价值对等。

　　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在打破旧秩序时，为了使自己的行动更具合法性和号召力，常常会借助过去的历史人物、事件和传统。这些过去的元素往往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能够唤起人们的认同感和激情。就像“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一样，“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姑且不论法国早期的君主专制与神权思想，仅凭拿破仑统治时期的辉煌战绩和强大统治，就使拿破仑成为民族英雄和国家强大的象征。“拿破仑情结”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迷信。

　　毋庸置疑，表面上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斗争，皆受其深层的思想传统影响。自由、民主的理念推动历史向前，但革命对于各阶级的民众来讲又是一种冒险的尝试，因此，他们不免去“怀念埃及的肉锅”。波拿巴的独裁统治与其说是“拿破仑情节”的体现，倒不如说是长期的专制皇权传统造成的结果。波拿巴政变是对拿破仑政变的结构性重复。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落后的思想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起支配作用。

　　三、历史“笑剧”中主体的特质、作为及其效应

　　马克思注重对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客观社会条件和必然性的分析，但同时认为，外在的社会条件只有与个人的行为与主体特质相结合，才能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只有通过一系列偶然情形、具体事件才能显现出来。这就是历史哲学中客体与主体、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十分重视对作为政变主角的波拿巴的主体特质及其在这一曲折的事变过程中“高超”的政治权术的梳理与剖析。

　　（一）主体特质与历史机遇的耦合

　　波拿巴的个人特质与19世纪中叶法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耦合，构成了这场政变成功的结构性基础。那么，波拿巴究竟是如何具体地捕捉并转化历史机遇的？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又是以怎样的方式相互渗透的？

　　马克思在分析1851年政变前的政治格局时明确指出，波拿巴之所以能够成功，不是由于他有多么卓越的政治才能，而是因为法国的阶级结构恰好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资产阶级既需要强权来维持秩序，又恐惧强权侵蚀其政治权利；既希望保持议会民主的形式，又无法容忍无产阶级通过民主渠道表达诉求。这种自相矛盾的心理状态，使得资产阶级在关键时刻总是选择“较小的危害”。波拿巴之所以能够精准地捕捉到这种矛盾心理，与他在长期的流亡生涯中形成的政治敏感性和投机性格密切相关。不同于拿破仑具备的那种天才式的战略眼光，波拿巴的“聪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机会主义的敏锐嗅觉。他善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周旋，从不固守任何原则，也从不将自己的命运与任何阶级真正捆绑。马克思对此有极为精辟的概括：“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他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是“农民和人民大众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这种代表一切阶级又什么都不代表的暧昧身份，正是他得以在不同阶级之间游刃有余的根本原因。

　　还需注意的是波拿巴的平庸性与其成功之间的悖论关系。马克思曾多次嘲笑波拿巴是“平庸而可笑的人物”。然而，恰恰是这种平庸反而成了波拿巴成功的条件之一。正是因为波拿巴看起来无害、缺乏真正的政治主张、没有固定的追随者，各阶级才会暂时容忍他，甚至幻想可以利用他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波拿巴深知这一点，故意将自己的政治形象塑造得模糊不清、平凡无奇。这种平庸即优势的悖论，深刻揭示了政治权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运作逻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现象和表面的偶然现象都是如此。”波拿巴的平庸是表面的偶然现象，其背后隐藏的正是法国各阶级之间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单独实行统治的现实情势。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解剖，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政治领域中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辩证关系的经典范例。

　　（二）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

　　波拿巴在政治上的崛起与统治是近代法国政治演变中民粹主义与威权主义兴起的最为典型的案例。这位在马克思笔下以小丑形象出现的历史人物，其政治生涯的每个关键节点都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内在脆弱性，以及社会转型期政治权力的运作逻辑。

　　波拿巴的政治策略首先体现为他对法国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精准把握与利用。1848年革命后的法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各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剧烈变化，却又未能形成新的稳定平衡。工业资产阶级虽然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政治上尚未形成有效统治；无产阶级在六月起义中遭到残酷镇压，政治力量暂时受挫；而占人口多数的小农阶级则陷入政治冷漠与经济困顿的双重困境。这种各阶级力量间的“真空”状态为政治冒险家提供了绝佳机遇。波拿巴敏锐地意识到，在这种社会结构下，任何试图代表单一阶级的政治力量都难以获得广泛支持。于是，他精心地构建了一个看似超阶级的政治形象——向农民承诺保护小土地所有制，向资产阶级保证维护秩序，向工人则许以社会福利。这种策略性的模糊立场使他能够游走于各阶级之间，利用它们的相互牵制来巩固自身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政治策略的成功恰恰暴露了法国市民社会发展不成熟的本质问题——当各阶级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达成政治妥协时，就容易将希望寄托在所谓超然的强权人物身上。

　　在制度操作层面，波拿巴展现了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形式与实质的巧妙区隔和利用。他深刻了解1848年宪法设计的结构性缺陷：总统由全民直选产生却不向议会负责，实际上制造了一个民主制度下的专制开关。通过合法手段当选总统后，波拿巴系统性地运用宪法赋予的行政权力来削弱立法机构。他频繁使用人事任免权在官僚系统中安插亲信，通过特别拨款权收买军队，利用外交事务主导权塑造民族主义形象。这些做法在形式上完全合乎宪法程序，实质上却逐步掏空了宪政民主的内容。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最终发动政变时，波拿巴仍然坚持走完全民公投的民主程序，以92%的支持率通过新宪法，为其独裁统治披上民意的外衣。这一系列操作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政治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既为权力制衡提供了框架，同时也会被精明的政客转化为独裁的工具。当民主被简化为周期性选举，而缺乏日常政治中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时，其被不法权力操纵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

　　波拿巴的政治符号和话语建构同样值得深入分析。他深谙符号政治学的奥妙，刻意模仿拿破仑的服饰风格、行为举止甚至政策宣示，通过这种历史符号的挪用建构其政治合法性。在公共演说中，他将自己塑造成人民意志的直接体现者，将制度内的反对派污名化为特殊利益集团。这种话语策略成功制造了“人民VS精英”的二元对立叙事，为其突破制度约束提供了道德正当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革命话语的挪用与重构。波拿巴一方面宣称要继承1848年革命传统，另一方面却系统性地废除革命成果；既以“民主”旗号反对议会政治，又以“秩序”名义镇压社会运动。这种两面性使其能够根据不同受众调整政治修辞，在进步与保守之间灵活游走。当代政治传播研究中所说的“狗哨政治”，在波拿巴的实践中已呈现雏形。这种话语策略之所以有效，从根本上说源于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混乱与不确定性。当传统权威瓦解而新共识尚未形成时，空洞但具有煽动性的话语最容易获得共鸣。

　　（三）个体影响的组织化

　　波拿巴政变及作为一种政治现象的波拿巴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组织化力量的失衡。所谓的组织化，不仅仅是指权力结构的集中程度，更是指社会各组成部分在制度化框架内形成有效协调和行动的能力。波拿巴之所以能够以相对较小的代价完成政变并巩固统治，关键在于他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法国社会中那些已经高度组织化了的力量，同时有效压制了那些尚未充分组织化的社会力量的抵抗。

　　首先是波拿巴对军队的组织化改造。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并非简单地“拥有”军队，而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手段，将原本效忠于国家的军队逐步改造为效忠于他个人的私人武装。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物质收买与情感笼络、人事清洗与权力重组、意识形态灌输。他频繁以宴请、授勋等方式在军队中笼络人心，通过更换陆军部长、清除异己实现军权集中，最终使军队沦为其“私人军队”。这一策略的成功，源于军队本身已经高度组织化，波拿巴只是将这种组织化力量的效忠对象从国家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其次是波拿巴对农民阶级的准组织化操控。波拿巴通过激活“拿破仑神话”这一集体记忆，将分散的小农整合为一种象征性的组织化力量。他深知，农民对拿破仑的崇拜可形成一种“没有组织的组织”——它不需要正式的章程和领导机构，却能产生类似的组织化效果。马克思认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波拿巴正是通过将自己塑造成农民的皇帝，将这种潜在的影响力转化为实际的选票和支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拿巴对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组织化进程进行了系统压制：严格限制工会和工人协会的建立，禁止罢工和集会，同时通过象征性的社会福利政策麻痹工人的阶级意识，使无产阶级长期处于原子化的分散状态。

　　波拿巴对不同阶级的组织化程度的不同态度和策略揭示：在现代国家中，谁掌握了组织化的力量，谁就掌握了政治主动权；谁能够压制对手的组织化进程，谁就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种“不对称组织化”策略，后来成为各种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政权的标准操作程序。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波拿巴对组织化力量的操控，正是这句话的绝佳注脚——他不是通过创造新的社会力量来巩固统治，而是通过捕获和改造已有的组织化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四、“笑剧”呈现的历史辩证法及其当代启示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只是历史学论文，更是历史哲学经典。马克思梳理了波拿巴政变的过程，探寻了法国近代政治史上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客观局势和条件，以及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之所以能在法国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的主观原因。更重要的是，在理解和洞察这场“笑剧”的基础上，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其创立的唯物史观，且获得了辉煌的成果，又将整个事件提升到历史哲学的高度加以思考，进一步阐发了关于历史的进步与历史的重复和倒退之间关系的辩证法。

　　从表面来看，波拿巴政变这场“笑剧”无疑是历史的重复、倒退。首先，从波拿巴政变的出发点来看，他没有准确把握当时法国社会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波拿巴出于个人私利，妄想利用复辟获得至高权力。他竭力模仿拿破仑，但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生活的时代与拿破仑一世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资本主义制度已站稳脚跟。因此，他的行动缺乏前人的历史必然性。这种重复与“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一样，都只是表面的模仿，不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当然会把历史的正剧变成“笑剧”，他本人则成为剧中的小丑。

　　其次，从结果来看，波拿巴政变也是反动的、倒退的。马克思把社会比作一座大厦，把社会关系区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包括国家政治制度、立法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在内的政治上层建筑，在上层建筑中居于主导地位。波拿巴政变使法国的政治体制从资产阶级民主制向封建专制倒退。资产阶级失去了议会民主这一重要的统治工具，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等各种权力集中于波拿巴一身，国家权力完全异化为个人独裁的工具。在这种高度集权的独裁统治之下，不仅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被严重剥夺，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发展也必然受到阻碍：无产阶级遭到一系列镇压，政治上更加无权，经济处境愈发艰难，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曾经被波拿巴代表的小农阶级也没有真正谋到福利，反而成为波拿巴政权的牺牲品，陷入困顿的境地。在缺乏对客观现实的深入分析和把握的情况下发生的波拿巴政变，无法真正有效地解决当时的问题，也就推动不了历史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从1848年革命以来到波拿巴政变，是以下降的方式再次完成了国家形式的演变”。

　　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看，波拿巴政变及其效应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历史进步与历史的重复和倒退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思考。上面的论述表明，波拿巴政变导致共和理想被帝制复辟所取代，这当然是历史的重复和倒退。但耐人寻味的是，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阶段，并在客观上推动了其现代化的进程。乔治-欧仁·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奠定了现代城市治理的雏形，自由贸易政策刺激了工业资本积累，甚至帝国后期的自由化改革也为第三共和国的制度成熟提供了试验场。这种重复、倒退中的进步不仅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和“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的卓越思想，更向我们展示了深刻的辩证法：最黑暗的时代往往孕育着光明的种子。第二帝国的专制统治客观上促进了工人阶级的壮大，为后来的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帝国时期的经济发展为民主重建奠定了物质基础；甚至专制统治本身也成为民主教育的反面教材。因此，重复和倒退并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我们在把握历史规律的同时，要在曲折中辨别方向，在混沌中寻找秩序。

　　法国1848年宪法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脆弱性。这部宪法虽然确立了普选原则，却创造了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超级”总统，这种制度设计最终让民主被其自身内蕴的合法性所颠覆。当代政治发展中的许多现象，无论是某些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崛起，还是资本主义权力制衡机制的失灵，都可以在这面历史镜子中找到似曾相识的影子。

　　从本质上讲，法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共识的全面崩塌提供了波拿巴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资产阶级在镇压六月起义后彻底失去了工人阶级的信任，城市与乡村的裂痕日益加深，不同教派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在这种社会撕裂的背景下，人们宁愿出让自由换取秩序、牺牲民主换取稳定。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今世界尤为重要——在全球化和数字革命的双重冲击下，社会面临着共识危机，如何在多元中寻求统一、在差异中建立共识，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重大课题。

　　总之，在当代社会发展和政治变革的语境下，重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重温法国近代史上这段重要历史和马克思的深刻分析，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复杂性和历史变革的长期性。任何真正的进步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经历反复探索、调整和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波拿巴政变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发生在法国的历史事件，更是超越了时空，为我们思考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