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革命席卷全球的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正经历着从“机器大工业”向“数据智能”的形态转型。算法霸权、平台垄断与零工经济等社会现象引发诸如“技术封建主义”等理论思潮。通过重审《共产党宣言》所蕴含的经典历史观，我们不难发现，数字技术革命的根本逻辑在于对社会生产的空间机械性分解与时间抽象性量化，实现社会劳动资源的物理碎片分割、时效精准适配与动态灵活重组，进而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但数字技术所塑造的社会现实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结构，反而在三个维度上深化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机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未因数字技术迭代而失效，其“共产主义幽灵”的预言反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激化中愈显真切。

　　阶级剥削场域的延伸：从工厂劳动到生活劳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揭示工业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的剥削主要限于工厂这一固定、具象的场域内。马克思曾指出，“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工人被资本家用厂房围墙、工时纪律与机器生产节奏集中组织起来进行社会生产。诚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未具体概述数字时代的劳动境况，但其叙事的方法论原理，已经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具有普遍性，不限于工厂场域之内。只不过受制于历史条件，此时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劳动的普遍性剥削尚未充分展开与全面实现，而数字技术革命恰恰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消融了生产与生活的时空边界，将工厂劳动延伸并渗透到生活领域。这并非简单地将工厂劳动任务简单外移或均摊到生活时间之中，而是将工人的生命活动或生活活动，即非工作性劳动无偿纳入现代社会生产体系之中，成为资本增殖的新源泉。在《共产党宣言》所处的时代，尽管资产阶级对工人实行总体性剥削，但是对工人的非工作时空场域无法进行直接的劳动剥削。然而，数字技术将固定时空场域的劳动弥散、延伸至一切时空场域，通过云计算、移动终端与零工经济将劳动渗透至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间隙，使数字平台资本主义由此实现剥削的普遍化。传统意义上的“非工人”（如家庭主妇、学生等）通过数据生产、社交传播等行为被纳入剩余价值创造体系之中；传统工人自然本能生命活动如“呼吸频率、血压高低”都成为数字平台的“财富源泉”。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数字技术本身既是资本增殖的逻辑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阶级剥削程度的深化：从物质性劳动到非物质性劳动。以现象学方法对《共产党宣言》所指涉的劳动境遇进行还原，我们会发现，在工业革命时代，物质性劳动占据社会生产活动的主导地位，而数字技术重构社会劳动的形态结构，实现从物质性劳动迈向非物质性劳动范式的转换。在数字时代，“一般智力”等非物质性劳动占据现代劳动的主导地位，成为现代生产的“基础座架”。一方面，数字技术重构物质性劳动形态，致使现代工人的劳动更加碎片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共产党宣言》）。不仅如此，资本逻辑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展开对物质性劳动更为精量化的算法规训，严格工人局部劳动的空间场域与时间节奏，致使数字时代工人物质性劳动本身异化加深，诸如建筑工人被智能手环监控工作效率等。另一方面，数据生产、智力活动等非物质性劳动成为现代生产的主要内容，劳动形态由工人体力性劳动逐步转化为精神性劳动，从而阶级剥削由外在体力剥削转向内在精神剥削。数字技术生产旨在通过信息及时有效传递，精准有效地安排物质生产，以更宏大数据逻辑展开生产方式重构，促进生产社会化。巨大数据库建设、海量信息生产、协调与分配更需要高层次的智力活动，主要消耗人的精神劳动。数字时代，劳动工作者不仅需要执行某个具体物质性劳动，更要围绕这一劳动完成信息处置、资源协调工作，身兼多职，成为现代工作网格中的“多面手”，进行多种生产资源精准协调、组合与统筹，现代体力劳动者被迫卷入“数字泰勒主义”——当网约车司机同时扮演数据采集员、客服代表与风险承担者时，劳动过程的碎片化已使剥削程度远超福特制时代。这种数字时代的社会生产把资本对劳动剥削从体力、物质性层面深化到对工人的脑力、精神层面的盘剥，不仅让工人劳力，更让他们劳心，加深了剥削的深度。

　　劳动主体的抽象化：从阶级实体到阶级消隐。《共产党宣言》的历史语境中，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工人身份标识度高，感性具象性强，可以经验朴素直观——工业无产阶级在工厂场域中的集体劳作塑造了清晰阶级形象。而数字时代无产阶级劳动主体更趋向于去物质化，一般没有严密物理汇聚、组织化物质界限，而是转换为数字组织下更为无形、碎片化的工人存在形态——数字零工。数字技术能将社会生产过程整体进行机械性分解，工人劳动被碎片化、零散化。被数字技术分解的细碎劳动散见于每一个时间片段性瞬间与空间碎片化场域，使人的劳动趋向“微粒化”。个体劳动者也可以依据自身条件实现不同类型劳动状态的瞬时转换，即“10点做网约车司机，11点送外卖”。因此，数字零工行业工种稳定性不高，其劳动主体职业界限变得模糊，阶级身份在经验物质层面被淡化。正是数字技术为零工劳动的社会存在构建社会平台与统一基础，为各类零工活动提供信息组织、资源协调与算法规制。因而，数字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更不需要作为整体存在的劳动者本身或某种固定劳动职业，见“工”不见人，不考量任何属人的品质。如果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只是指出劳动不再区分性别——“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那么现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零工劳动不再区分人的任何属性，只要能完成这种片刻性工作，年龄、身体健康等都无需考虑，使得“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这一经典命题更为真实。尽管无产阶级存在的形式嬗变、劳动趋“零”，但是作为被剥削的性质没有改变。劳动主体更加抽象化、普遍化，逐渐失去无产阶级的具象性而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如果没有《共产党宣言》经典历史观的思维观照，我们还误以为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已经消逝。

　　总之，数字技术革命所重构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超出《共产党宣言》历史观的理论范畴、分析结构与叙事逻辑，反而是其历史观的时代充实。数字技术革命作为资本逻辑下的一种变量或工具，并没有成为历史主体的可能，真正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通过资产阶级私有制主宰着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正在穷尽对人的剥削空间。只有改变社会生产方式，“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实现阶级解放、摆脱劳动剥削，进而把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财富转化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力量。

　　（作者系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