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是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性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和原则，政治性内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之中。系统、客观、严谨的学术性研究是坚持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性的保证。只有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批判当代资本主义、解答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和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政治性 学术性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即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迄今已经有40余年的历史了。在40余年的发展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以及解答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世界性、人类性问题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批判吸收其优秀成果，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影响理论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政治性与学术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术发展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更是如此。正确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关系问题，是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性

　　所谓学术研究的政治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指从事学术研究的理论家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是指理论家基于确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对现实问题进行解答时体现出的目标指向。可以说，任何真正的理论研究本身都具有政治性，这既是由理论自身的特点决定的，是由其所处社会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及面对的现实的问题决定的，也是由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或其选择的社会位置决定的。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其政治性实质上具备双重意义：其一，是指国外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明确的政治性；其二，是指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时需要明确的政治立场。前者根源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性质，后者则是基于建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目的。

　　从国外马克思主义自身来说，一方面，其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解答问题的价值指向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质。任何真正的、具有普遍性的理论都是对其所处时代的理论表达，是以理论的形式对时代的再现。黑格尔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它自己时代的产儿，“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1](P12)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来说同样如此。回顾国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其开创者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等人基于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失败根源的反思而展开的对马克思思想的再阐释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在他们之后的承继这种批判的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都是直面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生态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因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直接相关而具有直接的政治参与的特征，对全球生态治理和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无论是马克思思想本身，还是从马克思那里获取理论资源、运用马克思思想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都是对其所处时代问题的理论表达和阐释，其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基本的价值取向等都具有西方政治、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其思想内在地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特征。只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科学评价其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反思和批判。

　　另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地蕴含着理论家个人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价值选择，这是由于理论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其学术成长经历及接受的思想传统不同而决定的。有学者指出：“哲学是由哲学家思维着的头脑所形成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与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所继承的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个性特征和所思考的人类性问题密不可分。”[2]也就是说，尽管理论家总是以普遍的时代性、人类性问题作为其研究的对象，但在具体地分析问题、解答问题、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独特经历、接受的思想文化传统，及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不同位置等因素的影响形成的独特的理解纳入其中。而其面对的时代性、人类性问题不过是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冲突的表现，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解答方式都必然与现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密切相关。这也就决定了其理论本身必然具有的政治性。

　　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来说，坚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性，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建设的前提。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文件的指导意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基本思想进行研究的学科。它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国外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是一个范围很广、包含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围。它们的共同性就在于（或者说仅仅在于）与马克思思想及其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关，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共同体。一方面，自20世纪以来，国外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虽然都关注现实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通过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从他们那里获取理论资源来反思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但其关注的问题领域、基本的价值立场、解答问题的理论逻辑并不是内在一致的。即使是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国外马克思学有关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思想文本的立场冲突；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甚至存在着激烈的冲突，例如，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等等。各种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冲突，不过是复杂多变的时代问题和冲突的客观反映，是理论研究多样性和生动性的表现，同时也是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身的政治立场、价值选择的体现。另一方面，伴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传播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也是考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本身就具有明确的政治性特征。将这样一个宽泛的、存在内在矛盾和冲突的、跨越多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整合为一个学科，坚持学术研究的政治性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前提。

　　而就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的目的来说，就是要吸收和借鉴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科学分析各种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说和思潮，并在比较鉴别中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同时也可以为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推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理论资源和实践参考。无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都需要以明确的政治立场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方面，伴随中国社会发展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的也开始出现，尽管表现的形式有所不同；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各国交往日益增多，从而使中国自身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世界性、人类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可以为解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世界性视野和思想参照。但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答中国问题的学术资源，需要明确的政治立场、主体意识与问题意识。只有坚持明确的政治立场，才能实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的反思和批判，有效甄别其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并作出审慎的选择，避免陷入理论误读和价值迷失；只有坚持明确的主体意识和问题意识，才能避免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套用中国现实，在直面并解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使之成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资源。更为重要的是，在运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坚守理论的政治性是基本的原则。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

　　国外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以来具有重要世界性影响的学术流派，只有以学术的态度去面对，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其学术源流及其从马克思思想文本中获取了哪些思想资源，如何解答其面临的理论和学术问题。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是从马克思思想文本中获取理论资源以应对其面临的时代性问题的，但各个理论流派又拥有不同的西方思想传统的源流、演化的思想谱系，由于不同的理论流派关注的社会问题、解答社会问题的视角和理论逻辑不同，所以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格局。在这种情况下，要以学术的态度去面对，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各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思想谱系。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将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思想置于西方思想史总体的谱系之中，明确其在思想史谱系中的位置，进而把握其思想发展的脉络及不同的理论流派之间的思想关系；另一方面，要将思想史谱系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图景相互印证，通过揭示思想史的变迁与现实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关系，阐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面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及其社会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上阐明其切入问题的视角、借助的理论资源及解答问题的理论逻辑。由此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任何掺杂偏见的研究都难以揭示其客观、真实状况。而客观真实地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思想谱系及其与现实社会历史进程的关系，则是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

　　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及其思想的复杂性，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避免作出简单的判断。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及其思想的复杂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由于不同的理论流派源于不同的西方思想传统，在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路向，进而形成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不同解答。如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之间的差别。其二，同一理论流派内部及其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差别，如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思想家之间的差异和不同代际之间批判主题的转换。其三，同一思想家在其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的思想差别，如萨特早期的存在主义与后期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差别，阿格尼丝·赫勒早期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期的后现代主义差别，等等。因此，不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理论性质作简单的整体判断，需要结合其得以形成的思想传统、关注的现实问题及解答现实问题过程中借助的理论资源和解答问题的逻辑，具体地分析每一思想流派的理论及其在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

　　第三，正确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关系，需要以严谨的学术研究为前提。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通过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以获取理论资源，并直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以解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寻求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道路；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始终面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社会历史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同样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进行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是通过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文本建构起来的。因此，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甚至存在着基本解释路向上的对立。这就使正确处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关系成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学术问题。对此需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回归本源，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文本，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文本基础上正确解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文本的阐释，就需要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面对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他们用以解答现实问题的理论逻辑和理论的发展脉络，从而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谱系的总体理解，进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思想谱系进行比较，阐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在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切入点、基本路向，以及获取了哪些理论资源以及解答现实问题的目标指向，以此为基础也就可以把握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以及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差异从而深化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阐释的研究。

　　其二，回归思想史，即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文本的重新阐释置于现代思想史的总体视野之中，以清楚地把握其阐释的合理性及存在的问题。从现代思想史的总体视野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背离，实际上体现了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解释路向的冲突。梅林—普列汉诺夫传统，借助费尔巴哈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退行性解释，实质性地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近代形而上学。“当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本质性导回到费尔巴哈，并且又通过斯宾诺莎的实体来退行地规定这种唯物主义的本质时，恰恰证明了这种理解本身整个地从属于近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3]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立足于现代哲学的解释路向，从马克思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处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力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并从而“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基础。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的解释的对立，使之强调黑格尔体系中的“费希特因素”，从而陷入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4]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通过回到马克思思想文本，从实践出发，将马克思哲学建立在现实生活的真正历史性存在基础之上，在消解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行动主义的基础的同时实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奠基。

　　其三，回归现实，回到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以大历史观的总体性视野具体地分析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化，以明确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与现实社会发展进程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握其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的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基于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如何解答现实问题，才能准确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理论性质、价值立场和解答问题的目标指向。因为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基于抽象的思想进程，而是与现实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科学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造成的新的控制方式和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带来的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不同的社会发展状况与具体境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选择的不同，形成了诸多不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因此，需要结合资本主义与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去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思想。

　　三、在理论观照现实中实现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无论是从政治性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性角度来说，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都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核心。只有在理论观照现实中才能真正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

　　首先，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政治性并不是一个外在的标准，而是渗透到学术理论研究之中、在学术研究中逐步确立的。只有以精准、细致的学术研究为基础，才能形成准确的政治判断。具体来说，一方面，要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批判，揭示这一现实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前提、基本表现及未来发展的趋势，才能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而阐明这一批判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所能提供的价值。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深入、细致而全面的学术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分析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诸流派面对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解答问题的基本立场、理论逻辑及最终价值取向。以此为基础，才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作出正确的学术和政治评价。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理论原则来说，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要体现政治性。马克思主义就其理论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即通过对社会现实持续的反思和批判以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P53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是创造“这个运动的条件”的政治活动。因此，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政治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统治，而是为人的解放创造现实的条件，其根本不是阶级和集团的利益，而是人类的普遍利益。“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5](P574)当然，创造“这个运动的条件”需要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活动在历史的进程中完成，自然也会具有一定的旧的政治活动的形式和特征，但人的解放作为其最终的价值旨归，具有终极的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政治性就在于，在人的解放这一最终价值旨归的指引下，具体地阐明创造人的解放现实条件的政治活动的合理性，及其在人的解放的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异性及变化的可能性。

　　最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以理论解答具体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是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结构和矛盾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理论，直接影响现实的变革，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是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这一点在法兰克福学派两代理论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理论家面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通过文化工业而非暴力压迫实现社会控制的现实，从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意识形态和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等领域展开全面的文化批判，寻求改变资本主义权力和统治结构、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直接影响了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理论家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福利国家出现和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浪潮这一资本主义的现实，基于交往行动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批判与重建，对欧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运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当今世界问题时，要明确国外马克思主义面对的现实问题与中国现实问题之间的差别，以避免简单地套用国外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虽然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国外马克思主义面临的现实问题的表现形式存在着相似性，甚至同质性，但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现实社会状况不同，以及对未来发展目标的期许不同，该问题的解决自然也就存在不同的方式。既要反对简单地以学术性否定政治性，不考虑中国发展过程中现实问题的特殊性，而直接套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问题直接纳入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之中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也要反对以政治性否定学术性，看到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相似或同类的问题的批判就否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和积极意义。因为其理论的合理性是就其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而言的，在面对当代中国现实时必须以严谨、细致的学术研究为前提，在深度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进行审慎的政治判断和理论选择。

　　四、结语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根源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实践的批判的本性，内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持续的反思和批判之中。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使之部分内容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解答时代性人类性问题、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参考，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性则要求我们以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方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就具有政治性质，是对资本主义自身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基于一定的政治立场的理论表达，因此在吸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时要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明确其所秉持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以明确的主体意识、政治立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准确的学术研究基础上作出审慎的选择，明确哪些理论是可以吸收借鉴的，哪些理论是必须予以明确地反对和批判的。因此，既要反对那种不考虑政治性而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外在于当代中国现实的单纯学术研究，也要反对以外在的政治性简单地否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进而否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意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6](P67)

　　坚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要以科学的态度从三个维度展开：其一，是以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全面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借以理解和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在吸收其理论合理性的基础上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其二，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现实，在反思和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吸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解答现实资本主义问题的积极成果以回应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解答中国现实问题提供参考；其三，是在科学评析国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重新阐释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深入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为推进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资源。

　　参考文献：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2] 孙正聿.“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涵义与意义[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3] 吴晓明.普列汉诺夫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问题[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4] 吴晓明.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初始定向[J].河北学刊，2008，（5）.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