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印度现代思想谱系中，马克思主义始终居于重要地位，其对现代印度政治话语的塑造能力甚至远超印度共产主义的现实政治影响力。印度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印度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的品格：一是与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紧密结合，二是具有强烈的“本土化”色彩。基于对印度马克思主义不同面向的关切，本刊专访了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执行主任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教授，围绕“殖民主义时代和后殖民主义时代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的关键发展阶段及其特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印度的‘本土化’进程与当代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主要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交流，以帮助学界更为全面地认识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状况。

　　王静：普拉萨德教授，您好！我知道您从小生活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在那里由于印共（马）的长期执政，有着极为浓郁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氛围。请问您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成长经历，以及在印度和海外的求学经历如何影响并塑造了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普拉萨德：20世纪70年代在西孟加拉邦的成长经历，让我强烈感受到了共产主义斗争的影响。少年时代的我，透过窗棂见证了共产主义者反对饥饿与贫困斗争的全过程。右翼政府的残酷镇压非但未能扑灭共产主义运动的烈焰，反而使之愈燃愈炽。20世纪80年代，在印度北部，我目睹了根植于宗教至上主义的沙文主义的抬头。共产主义者尽管力量微小，仍积极回应这一挑战。我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至共产主义道路，投身斗争的洪流中。

　　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学习经历，使我的思想更加敏锐。在日本历史学者哈里·哈鲁图尼安组织的小型读书会上，我首次接触并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该校卓越的图书资源为我提供了广泛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印度著作的机会。这所大学既是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心，也是右翼经济学和哲学的重镇——为我创造了了解这些思潮如何看待世界和发展出独立反对观点的机会。值得庆幸的是，回到德里后，我有幸与同时代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展开了持续一生的对话。通过与阿罕默德的思想对话、亲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以及在“左词文丛”（LeftWord Books）的工作经历，我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博维度，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明确了自身的理论定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精微深邃，令人望而生畏。于我而言，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一场经由恩格斯和考茨基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系统阐发，到列宁主义——建立在反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战略理论体系，再到毛泽东和印度共产主义者所创造的民族解放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探源之旅。源自欧洲哲学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需经专业训练才能掌握，而表面上看来更为简单易懂的亚非拉共产主义者的著作，同样难以精准把握——虽然这些著作在行文中很少使用阿尔都塞式的术语，但其构建了源自本民族的、更具本土性的解放型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我耗尽一生精力才对毛泽东、胡志明、恩克鲁玛-马里亚特吉等革命家的思想稍有了解。上述革命家在艰苦的斗争中开展了各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本质统一。

　　王静：在您与第三世界/全球南方保持广泛联系并长期开展工作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哪些核心概念、分析框架或价值原则，对您理解世界和历史最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

　　普拉萨德：对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首要任务是理解资本主义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若论对资本主义体系剖析的深入程度，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媲美。在超越资本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在通过扩大再生产创造出巨额财富的同时创造出极端不平等的最佳路径。此外，以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我深刻理解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及增强工人与农民阶级自信心和自觉斗争意识的必要性。

　　在对“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等理论术语溯源时所陷入的困境，促使我着手研究并撰写上述概念的历史。2007年出版的《黑暗的国度：第三世界人民的历史》与2013年问世的《贫穷国度：全球南方的历史可能》构成了我对“第三世界”和“全球南方”的研究基础。我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重心是极力探究南方国家锻造出自主发展范式的可能性。例如，能否创建出属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突破“中心—外围”结构的政治实践所具有的历史启迪意义是什么？中国经验能否升华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普遍理论？是否存在重构南南知识生产的现代性方案？在我的知识谱系中，上述比较发展研究命题亟待深化。

　　王静：您能否介绍一下印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来源、关键人物以及主要特点？

　　普拉萨德：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通过多种渠道在印度传播。其中，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向旅美印度侨民中的工人和学生群体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与印度本土思想及民族解放运动的最早碰撞。印度裔革命家哈·达亚尔是印度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在1908—1914年旅居美国期间，他深度参与了旧金山“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组织的劳工运动，并与在加州从事农业生产的旁遮普锡克移民建立了密切联系。1912年3月，他发表在《现代评论》月刊的《卡尔·马克思——现代先知》一文，首开马克思主义印度化阐释的先河。

　　1919年前后，印度革命者与苏维埃俄国革命者之间展开了密切的政治互动。孟加拉革命家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参与创建了首个美洲共产主义政党墨西哥社会党（1920年改组为共产党），并于1920年7月以墨共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期间，罗易向列宁提交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对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作用进行了补充论述（后被收为共产国际正式决议附录）。与此同时，在穆罕默德·沙菲克的领导下，穆斯林革命者经中亚通道与苏维埃政权建立了联系。上述两股力量共同促成了印度共产主义者海外中央局于1920年10月17日在塔什干的成立。仍需注意的是，此时印度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译介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直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系统性翻译工程才由穆扎法尔·艾哈迈德等人在加尔各答展开。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劳工组织创始人什里帕德·阿姆里特·丹吉撰写的《甘地与列宁》（1921年）是首部将甘地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进行系统性对比研究的作品。由于受到印度左翼知识界理论储备普遍不足的限制，这本著作对列宁的划时代历史贡献认识不够。

　　罗易在日内瓦出版的《过渡中的印度》（1922年）是首部印度本土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部著作由瑞士让·巴蒂斯特·塔吉特出版社出版，由于受到殖民当局的查禁,难以输入印度。需要补充的是，《共产党宣言》的孟加拉语节译本——《共产主义的福音》，迟至1924年5月才开始在达卡的《犁》杂志连载；《共产主义宣言》的乌尔都语全译本于1927年8月刊载于《新月》期刊。罗易在历史上首次运用列宁主义对印度社会进行分析，将数量庞大的农民人口、力量微弱的工业无产阶级、对社会进步形成阻碍的种姓制度以及英国殖民者的恐怖统治等因素共同理解为对印度革命发展的限制与革命者可资利用的条件，展示出了非凡的洞见。罗易已开始认识到农民问题对于印度（乃至几乎所有殖民地国家）革命的极端重要性。1922年6月，罗易在共产国际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第2卷第48期上发表的《印度农民运动》中指出：“席卷全国的农民斗争将成为推动印度革命进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这一论断也成为他著作的核心论点。

　　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首席理论家拉贾尼·帕姆·杜特创作的《今日印度》是一部研究印度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史学文本。1940年3月，该书由伦敦的维克多·戈兰茨左翼出版公司初版，后于1947年由印共官方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推出增订版。杜特借鉴了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对印度的论述，沿用了罗易在《过渡中的印度》中的研究方法，在深刻剖析帝国主义本质的同时，考察了19世纪以来印度的民族主义特性及内在矛盾。这本著作为几代印度共产主义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并对诸多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理解印度历史分期产生深刻影响。出版数十年来，该书的影响力长盛不衰。

　　王静：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历了哪些重要发展阶段以及产生了哪些关键理论分歧？

　　普拉萨德：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即“反帝统一战线”的构成问题始终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论争的焦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在反帝斗争的大背景下，印度左翼力量可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保有一定的战略合作预期，印度统治集团具有突破阶级限制、实施有利于工人和农民阶级改革措施的政治潜能。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化出两条反帝统一战线：其一，主张将国家机器作为“中立”的阶级斗争平台，在宪制框架内促进渐进改革以为工农阶级争取实质性权益；其二，认为国家是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暴力统治工具（强调在军事技术领域与帝国主义的战略合谋），并断言统治联盟绝不会主动让出政治权力，唯有通过革命斗争打碎国家机器，方可实现生产资料的根本性重组。

　　就本质而言，20世纪50年代印共最重要的代表性文件《策略路线》（1951年）是与苏联共产党协商达成的折中方案。尽管当代研究经常将这一轮印共内部的路线斗争简化为“中苏分裂”的预演，但也有档案证据显示：辩论双方共同捍卫十月革命、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认可中国革命的杰出历史贡献。

　　贯穿20世纪50年代的围绕反帝统一战线的两条路线论争持续激化，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印共大分裂。1964年，印共正式分裂为“印共”（对国家机器的自主改革能力持调和立场）与“印共（马）”（主张通过阶级斗争突破既有政治结构的束缚，实行有利于工农的根本性改革）。从《策略路线》出台到1964年印共分裂这一关键转折期，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理论辩论极具思想史价值。辩论内容在印共官方文件和《经济周刊》（1949年创刊）等左翼期刊有所呈现。目前有零星研究涉及该领域，但对这段弥足珍贵的思想史的系统性、学理性反思明显不足。苏迪普塔·卡维拉吉的《印度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1979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最具深度，然而至今尚未公开出版。相关论辩文献亦散见于印共与印共（马）的档案汇编以及由工会活动家V.B.卡尔尼克作序的《印度共产党文献集（1930—1956）》（1957年）等第三方辑录。

　　印度独立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印度化”随即展开。印共领导人丹吉在《印度：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制》（1949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对印度古代史进行重构。达莫达尔·达尔马南德·科桑比在《班达卡东方研究所年鉴》（第29卷）发表书评，指出丹吉研究的两大缺陷：第一，未能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第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印度古代史时缺乏创造性。科桑比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套用无法真正释放其内在的阐释力。在批判丹吉的基础上，科桑比的划时代巨作《印度历史研究导论》（1956年）开创了崭新的研究范式，拒绝两种殖民主义史学遗产，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研究印度的过去：首先，拒绝殖民主义史学家采用宗教分期（印度教黄金时代和穆斯林中世纪）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其次，否认前殖民主义时期的印度与封建主义的欧洲具有相似性的观点。此外，科桑比的历史研究对R.S.夏尔马创作《印度封建主义（约300—1200年）》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印度独立后，印度诞生了四部重要的本土马克思主义著作：一是印共（马）重要领导人及印度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E.M.S.南布迪里巴德的《喀拉拉邦的民族问题》（1952年）。这部著作重构了印度民族主义理论框架，其核心观点是，在将印度共和国内部的多元族裔共同体（如语言、地域与文化认同群体）纳入民族主义分析范畴的同时，强调反对种姓等级制的斗争在推动印度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二是长期聚焦印度土地问题的另一位印共（马）重要领导人P.孙达拉亚的《安得拉邦的当代土地关系》（1959年）。该书采用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强调土地分配不均与封建残余对农民阶级的压迫，对印度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展开实证研究。书中的农村实证研究经历为《土地问题》（1976年）的写作奠定了基础。这本书采用大量农村实证研究数据，对土地改革在印度农业社会转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进行了系统性阐释。三是德比普拉萨德·查托帕迪亚的《罗迦耶塔（顺世论）：古印度唯物主义研究》（1959年）。该书通过发掘和分析印度古代唯物主义学派（其形成早于婆罗门教崛起）的完整世界观，重构了前婆罗门时代的哲学体系。这部著作打破了印度哲学史被唯心主义叙事长期主导的学术传统，证实了唯物主义思想在古印度文明中的深度存在。与此同时，作者发掘并构建了印度理性主义与传统科学体系，其代表性成果《古代印度的科学与社会》（1977年）对印度科学文明的历史演进重新定位，迄今仍具科学奠基价值。四是伊尔凡·哈比卜的开创了前殖民主义时代历史研究先河的《莫卧儿印度的农业体系（1556—1707年）》（1963年）。该书系统剖析了前殖民主义时代印度农业剩余价值的剥削机制、阶级结构的再生产过程以及农业危机与农民起义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至今仍被视为采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探究印度前殖民主义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奠基性文本。

　　以南布迪里巴德和孙达拉亚为代表的印度共产党知识分子，兼具共产党领导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印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始终嵌合于社会实践，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相分离的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印度共产党人的理论工作始终以认识和改变现实为根本导向，其使命在于制定推动社会变革的科学纲领、战略方针、斗争策略等。例如，南布迪里巴德的研究始终聚焦民族问题，这与其身为印共（马）在喀拉拉邦的领导人、长期身处喀拉拉邦统一运动的前沿相关。他通过语言邦重组运动，成功整合了特拉凡哥尔-科钦邦与马拉巴尔地区，于1956年将喀拉拉建成首个以语言文化为基础的省级单位，为破解印度多民族国家建构难题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解决方案。孙达拉亚对印度农村的阶级结构进行了深入剖析，探索通过建立工农联盟推动土地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二者的研究均以实现社会变革为旨归，这正是实践哲学的本质所在。

　　印度马克思主义论争的丰富程度远非此处可尽述。1967年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大分裂，革命派系基于印度社会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的判断而转向武装斗争。这一派系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方法论准则：首先，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具体历史相结合（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其次，社会变革应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法则，而非将革命斗争简化为阶级暴力冲突的二元模式。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发源自西孟加拉邦北部的纳萨尔巴里地区，因此被命名为“纳萨尔派”。“纳萨尔派”构建了一套独具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并逐渐在特定场域中形成话语主导。但随着“纳萨尔派”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全面衰退阶段，其所坚持的理论也因失去现实运动的支撑而陷入解释力衰减的困境。

　　王静：您可以分析一下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国际马克思主义思潮（如苏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和区别吗？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哪些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本土化”，又如何进一步丰富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发展？

　　普拉萨德：在我看来，印度最具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许是南布迪里巴德。他早年投身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独立斗争，后来参加了共产主义运动。他对印度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旨在把握推动历史演进的真实动力，为印度革命制定精准战略。不论是1939年提交给马拉巴尔租佃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还是20世纪70年代对种姓与阶级关系问题的考察，南布迪里巴德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阐释印度社会，并形成了一套关于印度历史、社会和政治的研究体系，推动了当代印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框架，人类社会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再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预期最终将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然而，与这一历史叙事相悖离的是，印度历史的演进似乎并未遵循类似进程。南布迪里巴德指出：“印度始终固守陈旧的社会等级秩序，在这一秩序下，绝大多数人口处于被压迫的落后种姓之列。这正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印度社会停滞的本质——上层社会的战争与动荡从未触及乡村社会的根基。”种姓制度与婆罗门教意识形态霸权对印度社会产生了极端的恶劣影响，种姓制度使受压迫种姓长期处于被奴役状态，婆罗门教意识形态的统治导致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期停滞，严重阻碍了生产力进步。印度文明的衰败为欧洲殖民者入侵敞开大门。正如南布迪里巴德所言：“被压迫种姓在婆罗门统治下的挫败，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面前的溃退，标志着印度文明的衰落，并最终导致了民族独立的丧失。”

　　自公元8世纪商羯罗时代以来，历史矛盾始终凝结于占据统治地位的种姓等级秩序中。披着宗教外衣的种姓等级制，对包括农民起义在内的一切社会反抗力量实施残酷镇压。这意味着，尽管历史上出现过正面挑战种姓秩序的行动，但并未对种姓制造成实质性冲击并最终打破种姓结构。无论是英国殖民者，还是后殖民时代的印度资产阶级，都未曾真正试图摧毁封建种姓体系。所谓印度现代化转型不过是将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叠加于旧封建种姓秩序之上，封建地主转变为资本家地主、佃农转化为农业无产者。这一过程并未真正触及遑论瓦解种姓制度的根基。南布迪里巴德指出：“在印度，前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剥削形式依然存在，一些保留了原貌，另一些改头换面。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还发展出了一套新的剥削体系。”旧的封建关系的遗存使地主阶级能够独占收益，而农业利润极少用于农业现代化投资，农业经营产生的所有负担都被转嫁给劳动者，土地上的贫困者愈发贫困。在旧式封建关系叠加资本主义的新剥削形式下，农业无产阶级彻底陷入贫困。

　　通过对印度社会内在矛盾与发展潜力进行分析，南布迪里巴德既发现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有利因素，也识别出阻碍社会进步的不利因素。他清醒地认识到了印度社会特有的种姓压迫和宗教多数主义的危害，并坚决反对基于种姓或宗教身份组织群众，因为基于种姓身份的斗争根本无法真正彻底消除种姓压迫。因此，独立后的人民运动必须以瓦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系统为旨归。

　　要真正对抗种姓压迫，必须将民众组织到统一的阶级阵线中。在深刻把握种姓制度特殊性的前提下，将其纳入阶级分析框架。南布迪里巴德在关于种姓与阶级关系的论述中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面临着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有人指责我们‘背离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原则’，只因我们支持受压迫种姓和宗教少数群体等‘特殊群体’的诉求；另一方面也有人表面上打着‘保护受压迫种姓’的旗号，实际上却使这部分群众脱离了不分种姓、宗教的联合斗争主流。”

　　但强调团结并不意味着就能够有效消除被剥削群体——包括底层种姓、女性和原住民，以及同时遭受阶级压迫和其他压迫形式的社会群体——的尊严被剥夺。印度共产党人历经数十年探索，才在“团结全体被剥削者”与“重点突破社会分野下的特定压迫机制”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最初通过阶级组织平台公开抨击种姓压迫、宗教多数主义与封建男权，但很快发现这种策略的局限性——工人阶级并非由均质化的工人群体转化而来，而是由社会等级制度下尊严被剥夺的个体构成，必须有针对性地打破压迫结构。正因如此，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出诸如“全印妇女民主协会”“泰米尔纳德邦废除贱民制度阵线”等平台，既要破除特定的压迫机制，又与左翼的阶级诉求并行不悖。

　　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借鉴并吸收了世界各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毛泽东、胡志明等亚洲革命家的理论遗产。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地域广袤、语言文化多元的南亚次大陆，至今尚未形成具有本土特质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更遑论对他国实践经验加以系统性整合。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采用奥里亚语、泰米尔语等地方语言从事理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思想贡献至今未获得足够的重视并加以整体性研究。

　　王静：当今印度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印度马克思主义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如何？

　　普拉萨德：在探讨当代印度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之前，有必要指出，右翼势力的系统性政治围剿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攻势，使共产党人在基层开展工作困难重重。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印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根基，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本质要求。

　　在我看来，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在未来亟须对以下几个重要方面进行系统性研究：

　　一是文化维度。右翼势力正试图将印度文化理念狭隘化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即“印度教特性”。包括左翼在内的广泛社会力量致力于构建一个世俗化、民主化的印度，主张以反殖民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叙事为团结纽带，平等包容所有宗教文化群体，而非基于宗教多数主义原则。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亟须深化世俗共和主义理论研究，并努力探索并积极动员群众参与更具创造力和感召力的世俗民主生活替代方案。这意味着，通过建设免费图书馆等文化机构、庆祝“红色书籍日”（2月21日）等世俗节日，以重振世俗公共文化生活。

　　二是种姓与阶级。必须深入研究种姓等级制度与阶级结构的关联性。这实则体现了更根本的理论需求——建立一套反映地域差异和以城乡关系快速变迁为中心的印度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当前理论界尚未明确论证出种姓制度是否影响剥削率。因此，种姓范畴未被系统纳入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体系。与其他社会等级制度类似，种姓等级制被视为主要压迫形式，对其如何作用于劳动剥削的全过程却鲜有研究。

　　三是土地问题。印度马克思主义者在农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随着2003年《农业研究评论》的创刊，大量相关实证研究陆续展开，但仍亟须深化对农村社会阶级关系的理论阐释，关注农业无产阶级与流动劳工群体中出现的新兴斗争等问题。

　　四是照护经济。随着儿童保育等社会福利项目的大幅削减，工人阶级承受的经济压力持续加剧，导致社会再生产负担转嫁给女性群体。尽管社会再生产理论有所发展，但对女性生活的变化关注较少。总之，印度马克思主义者亟须加强工人阶级的性别研究。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杂志纸质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