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观念论是西方哲学史上19世纪末期重要的学术事件，海德格尔认为“文化”是19世纪最后十年的“思想发酵粉”，满足了那个时代所有的精神要求。“文化”作为启蒙尾声最后的精神驱动力，使西方理性运动获得了概念和结构上的表达。在文化研究热潮涌起的当下，如何在唯物史观视野下对此学术事件进行客观省察，对于从根本上明晰“两个结合”的重大历史意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学术价值。

　　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致力于在“文化”观念中确立民族的存在论依据。赫尔德等人通过赋予“文化”形而上学的意义彰显民族的特殊性，由此开创了文化观念论的先河。总体来看，文化观念论深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理论形态上经历了三次变化。

　　一是价值哲学。发源于康德的“道德目的论”，文化是自己按照自由建立起来的目的。新康德主义者亨克、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将目的性和个别性抽象为“价值”，认为只有内含价值的东西才是“文化”的。由于暗含了价值的先验性特征，文化作为先验的观念内嵌于民族生活的特殊性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始终难以化解。韦伯最终将文化价值转向实践领域的运用，试图打通精神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

　　二是符号哲学。哈曼、赫尔德等人在语言的抽象层面发现了文化的符号特征，这条线索被卡西尔进一步深化为文化符号学。卡西尔认为，符号作为人的先验功能，表达出认识的基本特征。具言之，符号是人所有活动的系统性集成，可以抽象为不同的文化系统。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在抽象层面对应着符号间的交流。

　　三是文化有机体论。19世纪末期生物学的发展对社会科学带来巨大的影响，尤其是《物种起源》问世以来，用生物学概念隐喻社会现象成为一股潮流。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以诗性的直观方式创造出文化有机体，更加彰显出文化个体性的生成、发展以及衰亡的节律性特征。而文化与文明的合流也显示出启蒙尾声整个西方世界的理性形态。总体而言，文化观念论试图在文化中发现历史，或在历史表象的片段中提炼文化，导致“文化”愈发远离人的现实生活，最终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

　　立足唯物史观，可以发现“文化”是一个涵盖人类社会生活总体性的范畴。一方面，文化是能动的，体现为物质生活本身总是以“文化”表现着人的存在方式。具体而言，人类物质生产区别于动物生活的根本维度在于集体性与主观性。马克思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换言之，音乐之所以能够激发“美”的感受，是因为人既在历史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融入了创意、想象和智慧，又在物质再生产过程中通过继承这种“美”的元素进一步激发出创造的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虽然以精神生活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领域，但其本质恰恰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同一性，其内在的“活”的元素正是能动性。另一方面，文化又是一种推动性的力量。切不可把文化的推动性理解为观念中的“价值”关联，而应在历史性的人类活动中洞悉人如何在集体生活中塑造出文化主体性，从而使之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宏伟力量。由于文化内含着与生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在社会主体层面就表现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进而通过文化的方式凝聚社会整体力量，推动历史车轮不断滚动。

　　若进一步思考文化主体性与世界历史性的关系，可以发现，由于单个人的活动必定向世界历史性的人的活动扩大，民族性生产必定向世界性生产融合，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既来自民族内部的分工与交往，还取决于民族间的分工与交往。由此看来，理解文化的能动性与推动性，不能执拗于文化观念论隐含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而应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洞悉各种文化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必然性，以及认识到这种推动力仍是民族间的生产力水平差异性所导致。历史的经验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被动卷入民族交往进程的不仅不是文化主体性间的平等交往，反而意味着文化主体性被侵犯甚至被消灭。可见，文化主体性绝非是悬设于历史性之外的先验观念，它必须在与生产相融合的同一性维度上创造属于自身的实力，在此基础上，通过自觉把握历史进程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

　　总之，在唯物史观视域中，文化作为一种能动性的和推动性的力量，必须以文化主体性的形态彰显出来，而文化主体性并非观念的主体统摄现实的生活，应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发现文化如何在社会生活的总体性层面彰显着民族的本质力量，促进着民族生活的不断扩大，推动着民族生活不断融入世界历史的洪流。从这个意义上看，更加需要在历史发生重大“变局”的时刻深入发现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形态，使之成为点亮时代发展的重大思想路标。

　　可以看出，西方近代以来各种关于“文化”“文明”“古代”“现代”的争论，本质上都在“文化观念论”的层面陷入自我意识的矛盾。因此，对文化观念论进行彻底的唯物史观批判，关键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建构起区别于文化观念论的科学的文化理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将实践中蕴藏的宝贵财富在思想中揭示出来。唯有如此，才能有效破解观念中的迷思。由此可见，“第二个结合”的伟大意义正是在唯物史观的真理性层面通过文化创新与创造，树立起现实的主体性，使之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力量，同时为世界各民族发展壮大本国文化贡献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这是在唯物史观真理性的根本维度上对中华文明进行的现代表达。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在中华文明物质生产绵延壮大的深层肌理处发现文化基因的传承规律，让这些“活”的元素通过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焕发出新的文化面貌。另一方面，它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使之成为能够永久流传并为世界历史进程所吸纳的人类共同价值。总之，“第二个结合”的成功绝不是观念中的简单拼接或者对传统价值的一味尊崇，其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和历史主动精神的不断创造。

　　综括上述，在不断高涨的文化研究学术热潮中，需要坚持在唯物史观中发现“第二个结合”的世界历史意义，从而科学地理解“第二个结合”的伟大价值。尤其在“经济去全球化”不断加速的当下，要在“人类社会”的宏大视野中把中华民族视为能够不断创造现代文化的主体力量，在自由与创造两大维度上发现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实现自身解放的文化程式以及推动世界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22&ZD03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