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7月13日，“史学文献、通史视野与中国古典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聚焦中国古典学与通史视野的会通，与会学者围绕中国古代文本、通史研究、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等问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观点与方法。

　　探索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新思路

　　中国古典学正在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融入中国的学术体系和教育体系的趋势日益明显。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均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中国古典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之中。中国古典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需要在坚持文明主体性，尊重自身文明发展脉络的前提下，寻求与西方古典学的学科对话，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在致辞中指出，中国古典学绝非简单的古籍校勘与文字训诂，而是立足中华元典、传世文献、出土史料，贯通思想、制度、社会、文明的综合性研究。我们要打通古典文献考据与通史宏观阐释的内在关联，既立足微观文献实证，又秉持宏观通史视野，实现基础整理与理论创新、个案考证与体系建构的有机统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徐义华表示，中国古典学的核心应该是以典籍为基础的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四川大学古籍所研究员杨世文教授指出，古典学以经典为中心，其核心是对经典的诠释，而非单纯的知识分类与整理。中国的注疏之学与传统古典学存在密切的共生关系，注疏的形态，总是呼应着古典学的需求；而古典学的重心，也总是依赖注疏的支撑。四川大学海纳特聘教授吴佩林尝试借助孔府文献这一特殊案例，揭示中国古典学存在范式的盲区，主张将“通史视野”纳入方法论自觉，并从“文本阐释”拓展到“制度实践”研究。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李世佳介绍了“文字—文本—文明”的中国古典学研究路径。中国古典学既要扎根于对文字和文本的细致研究，又必须上升到文明整体与文明比较研究的宏观层面，建立可以贯串古今、中西的理论解释框架。

　　开辟古典文本研究新路径

　　文本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之一，与会学者围绕部分富有典型意义的案例作了精彩分享。李世佳指出，中国古典文本主要包括作为核心的传世经典文本、各类出土文本以及历代研究与阐释文本。文本研究既要关注文本内容，也要考察其形成、流传、解释、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徐义华认为，文字书写和文本形成本身就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文本具有天然的构建性。依照书写缘由和目的的差异，文本可分为记录文本、记事文本、编纂文本、创作文本等类型。典籍文献便是在这些文本基础上形成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彭华指出，文本书写的在场性差异有可能遮蔽历史的真实，而通过“史料扩充”“设身处地”“论世知人”等方式，我们或可“以其所书，推见其所不书”，又可以“以其所不书，推见其所书”，从而实现对古人“同情的理解”。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研究员吴毅强认为，中国古典语文学基于深厚的“小学”传统基础，充分吸收现代语言文字学及西方古典语文学的理论与方法，并密切结合古文字学、历史学及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及其研究成果，充分占有、消化出土文献，能有效深化典籍文本诠释。

　　当下的学术研究，拥有古人不可比拟的理论武器、世界眼光，容易在研究路径和方法上取得突破。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研究需要充分结合理论与实际、宏观与微观，既要能把握古典文本的全体及其自身演进脉络，也要实事求是地对具体文本作具体分析。古典文本研究需要从文本形态、流传、语言、叙事、语境、逻辑等多角度、多层次展开，避免过度依赖单一理路，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主观臆断。

　　开拓中华文明史研究新境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拥有独一无二的演进历史，表现出顽强的主体性和延续性。中国古典文明史的研究，和中国古代通史研究一样，都需要有通贯的思维、宏阔的视野、综合的方法。无论是宏观议题，还是微观分析，都需要观照到整个中国古代文明的全体。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彭邦本认为，中国古典文明是世界几大古典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的古典文明，尤其要注重从古典学、通史的角度展开研究。新时代的中国古典文明通史研究，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创新性发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体说就是要做到三通：纵通，历时性脉络之通，通古今之变；横通，多层次多方面之共时性之通；会通，即跨学科、跨文化、跨文明之通，把问题放在人类文明的总体历程之中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人类文明史发展规律作出贡献。

　　与会学者还就长城起源、大禹治水、赵匡胤“箭择皇堂”、秦末起事团体、南宋川陕边防体系等话题进行了交流研讨。

　　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通史研究室、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中华文化论坛》编辑部联合举办。

　　（主办方/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