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24日，为进一步推进南佐遗址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高质量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下文简称“实验室”）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下文简称“甘肃所”）在甘肃省庆阳市召开南佐遗址现场考察及学术交流会。

　　本次现场考察由甘肃所张小宁进行现场讲解，带领与会人员重点考察了南佐遗址的核心区，包括中央宫殿区、其南侧的E8发掘区以及西三台等关键区域。南佐遗址是一处坐落于黄土高原最大的塬面——董志塬之上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地处蒲河与马莲河交汇的泾河流域核心地带。其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九座大型夯土台基及其环壕系统（“九台”）构成，最新调查推测，整个遗址的总面积可能达到600万平方米，堪称黄河中游地区史前聚落的巅峰之作。

　　参观的首个重点区域为气势恢宏的宫殿区。位于“九台”中心的主殿F1，是一座建筑面积达700平方米的宏大建筑，发现了“三门道”（中门及东西侧门）结构，中心设有直径约3.2米的大型火坛，并伴有巨大的夯土承重柱。宫墙西部夯土墙体厚达5米，外围环绕着大型环壕，防御与礼仪功能兼备。值得注意的是，在F1附近新发现了一座规模稍小（约300平方米）、但结构布局相似的大型建筑F15，其地面经垫土抬高，同样保留有白灰地面和火坛遗迹，这表明可能存在与宫殿区功能互补的建筑组合。尽管F1在历史上曾遭严重盗扰，但其清晰的门道、散水沟以及保存有多层白灰面精细修补痕迹的墙体仍得以保留，展现了高超的建筑工艺。

　　宫殿区南侧的E8区可能是连接核心宫殿区与外围区域的重要中介，为理解都邑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线索。此外，在宫殿区北侧确认了一处距今约5000年的大型水池遗迹，其与自然沟壑的水系关系，可能揭示了古人对水资源的管控。

　　关于年代，主体建筑（如F1白灰地面底层）的建造年代集中在距今5000-4900年，废弃年代约为距今4700年，未见暴力破坏迹象。发掘中遇到的文化层“年代倒置”现象，可能与古人后期的仪式性回填活动有关。遗址中出土的集中稻米遗存、超常规的火坛以及回填土中大量完整的猪头骨、破碎白陶礼器和朱砂陶器等现象，均强烈指向频繁而隆重的祭祀活动。

　　目前，遗址仍存在一些关键学术问题有待解决，最突出的是尚未发现明确的高等级墓葬区。此外，对火坛的确切功能、遗址最终废弃的原因、各台基的完整布局以及资源（如动物、玉料）的跨区域流通等问题的探索，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本次参观直观展示了南佐遗址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关键实证的非凡价值，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遗址现场参观后，实验室科研人员前往考古工作站，对已整理修复的各类出土遗物进行了系统观摩。这些珍贵的实物资料为我们理解南佐的社会结构、生业经济与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

　　出土遗物充分显示了南佐社会极高的物质文明与等级分化。白陶和彩陶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礼仪用器。白陶器制作精良，原料采用了包括高岭土在内的优质材料，但其易损的薄胎设计表明主要为非日常的礼仪功能。彩陶以红、白彩为主，纹饰精美，多见于壶、罐类器物，其风格与长江流域同时期文化存在可比性，暗示了远距离的文化互动。此外，绿松石饰件（共出土4片，包括管状与片状）以及造型独特（如头戴发髻）的陶质塑像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上层对稀有资源的掌控和专业化手工业生产的存在。

　　对不同区域出土陶器的对比分析揭示了聚落内部的功能分区。宫殿区附近的东边窑洞院落出土陶器体量较大、规格较高，与核心区身份相符，其中一件带斜口流的器物设计巧妙，可能具有特殊用途。相比之下，西院出土的陶器则体量偏小，功能更趋日常化。

　　动物考古研究显示，家猪是当时最主要的动物资源，骨骼关节处整齐的切割痕迹可能暗示了专业化的屠宰行为。同时，鸟类、兔子等非反刍动物的存在表明了肉食来源的多样化。对陶器残留物的检测发现口沿部位有加热油脂的迹象，证实了这些器物的烹饪功能。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遗址内至今未发现大型石质农具（如石斧、石铲），但却出土了抹子等建筑工具，这或许暗示其作为区域中心，谷物和动物等资源可能由周边聚落供给，自身则侧重于建筑、礼仪等高等级活动。

　　南佐遗址经过多年发现与研究收获颇丰，但一些关键问题仍需深入探究。例如，部分造型特殊的笄形陶器的功能是建筑装饰还是宗教象征，尚需更多出土情境支持。不同区域器物的质量差异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南佐人群的迁徙，以及南佐与其他文化的具体关系，也将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之一。总体而言，未来在多学科合作的背景之下，将更全面地揭示南佐遗址的丰富内涵。

　　南佐遗址学术交流会上，甘肃所陈国科所长对南佐遗址研究提出了系统性的见解与展望。他指出，当前研究虽已从环境、资源、生业等角度对社会结构及遗址性质作出有益分析，但其中关于古环境地貌复原的可行性与可信度仍需深化。除直观的发掘信息外，应加强科技手段的融合，重点探析遗址的地形地貌、气候环境、选址动因、资源区位优势及社会分层结构。通过聚落形态可进一步辨析遗址性质，并需深入探讨制陶工艺体系与文化传统来源。对于现场发现的大型坝状堆积体与遗址的关系、白陶的原料配比、黑陶的制作工艺以及朱砂、绿松石等重要或稀有资源的来源问题，应列为关键研究方向。

　　实验室副主任吕鹏强调实验室的优势及开展南佐遗址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研究的可行性。他指出南佐遗址作为一处延续了4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遗址，今后研究中应当用动态的观点去研究聚落从形成、到建立、到发展、再到废弃的整个过程，目前已开展科技考古工作已经较为全面，实验室愿意同甘肃所及其他科研院所一道，从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共同推进研究工作。目前，实验室可以先从环境考古着手，对于聚落选址等重要学术问题开展工作。今后，实验室将充分发挥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门类齐全及国家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的优势，通过合作研究的方式共同推进南佐遗址多学科研究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