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发布的谢保成先生讣告，我非常惊愕。这几年经常看到谢先生的新作，4月20日还收到他的微信。近期正想约谢先生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写篇有关百年史学史的文章，不想他竟溘然就离世了？令人难以接受。

　　我虽然已有多年没有与谢先生见面，却常通过微信向他请教问题，偶尔电话联系，他的声音总是那么高亢清朗。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谢先生的去世，是史学史界的重要损失，学界同仁纷纷表达悼念之情，良有以也。

　　成就卓著 学问扎实

　　谢保成先生著述丰富，发表文章约200篇，出版著作20余部。代表作有（以初版时间为序）：《隋唐五代史学》《郭沫若评传》《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贞观政要集校》《民国史学述论稿》《龙虎斗与马牛风——论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家》《传统史学与20世纪史学》《增订中国史学史》。其中，2016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3卷4册本《增订中国史学史》，是到目前为止个人独撰最大部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无论是从谢先生的个人成就视角看，还是以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发展维度论，这部书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谢先生的论著，不仅量大，而且质优，每部作品都扎扎实实，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和深厚功力。我没有对他的每部著作都从头到尾地研读，但是在我比较感兴趣或比较熟悉的地方，是仔细地看了的，对他运用的材料、研究的深度、采取的方法能够有比较深切的体会。例如，他对刘知幾、章学诚的研究非常深入，观点比较独到，读后令人耳目一新，深感其材料掌握之全面，使用之娴熟，阐释之深刻。他从历史背景和史学典籍出发，对史家和史著进行论述，将史家研究和史著研究有机结合。诚如他所说，要将史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将史学史研究与文献研究相结合。这个理路，老一辈史家尹达、白寿彝、杨翼骧都强调过，但要真正做到位却并不容易，因为它对一个人的学术基础、读书功夫都有极高的要求。谢保成先生既具有上述方法论的自觉意识，又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和细致的史著研读，真正践行了二者的结合。

　　谢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成就非常突出的地方是他的上下连贯、左右横通。中国史学的历史，悠久而丰富。一个“通”字，当今史学史界很少有人做到，但谢先生做到了。他的中国史学通史《增订中国史学史》就实现了这一目标。

　　谢先生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成就是公认的，但我觉得他对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同样精彩。试看他的《民国史学述论稿》，章章新意迭出，诸如对“古史辨”的梳理和评述，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论述，都是具有深厚古代史研究和古代史学研究功力方能做到的，绝非简单地引述前人著述和评论所能比肩。他曾说：“研究民国史学除了要具备民国史的知识外，也要具备古代史学的基础知识。因为民国年间史学大师们研究的领域几乎全部在上古史和中古史。”谢先生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反对笼统地以划分派别的方法进行处理，认为这样做很容易片面化。

　　谢先生主张“用自己的方式”来研究和建构中国史学史，认为不能用外国人的理念或所谓“范式”来框套中国史学。他说：“吸收异域的理论和方法，目的是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而不是受它限制、被它约束或者被它套住。”中国史学有的东西，外国史学未必有。“任何异域史学的‘范式’都认不清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只有构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才能够认清我们中国史学的客观实际。”

　　发扬光大尹达先生的史学史事业

　　谢保成先生是尹达先生的弟子。尹达先生对考古学有重大贡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的错误理论。尹达先生走了一条“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治史之路。

　　尹达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早的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可惜尚未招生即于1983年病逝。尹达先生晚年身体欠佳，最后几年在重大场合的讲话稿和重要文章，如纪念郭沫若九十诞辰的讲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等，谢先生都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后者是谢先生根据其讲课、座谈会发言、平时谈话整理出的，并经过尹达先生审定。谢先生的辅助及整理之功可谓大矣。

　　尹达先生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是改革开放后新撰的第一部中国史学通史。尹达先生制定了编纂原则和指导思想；施丁、叶桂生先生负责全书的编写和通稿；许多联络工作是谢先生具体实施的。这部著作史料基础和分析论证都很扎实，不少论断可谓经典，有些专题研究至今难以超越。有的文章评论“意识形态范式的代表论著，当推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显然是对这部力作的贬低，实属肤浅之论。

　　谢先生以《中国史学发展史》为起点，一直在中国史学史阵地上坚守。即使退休之后，他也毫不懈怠。他说，自己之所以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不断推进，最后写出多卷本《中国史学史》，有“发愤”的因素在里面。而谢先生回忆尹达先生的文章，更令人强烈地感觉到他的坚守，一个很大的动力是为了发扬光大尹达先生的史学史事业。他把对老师的感情和尊敬融入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探索和建设中。

　　热情豪爽 诲人不倦

　　2000年前后的某天，我按照约定去社科院历史所找施丁先生，在史学史研究室见到谢先生，聊了较长时间。当时我即将与一位师弟合作写一本书，书名是组织者和出版方定好的，内容由作者根据书名确定。我与这位师弟就书的内容产生了争议，我把我的困惑与谢先生交流，谢先生高度赞同我的认识。对一些问题的相同思维能够增加亲近感，此后我与谢先生的联系便逐渐变多了。

　　谢先生在郭沫若研究方面成果卓著。我有一名博士生希望与同学一起拜访、请教谢先生。我与谢先生联系，谢先生欣然同意，并不顾身体的虚弱，与他们谈了三个多小时。在征得《史学史研究》主编、副主编同意后，我与谢先生合作完成了一篇《人生历沧桑 读史情深长——谢保成先生访谈录》。我花了数日研读谢先生的书籍和文章，思考向谢先生要提的问题。我提的问题诸如学术界对于尹达先生的不同评价、郭沫若研究中的复杂面向等，都带有一定的挑战性，并不容易回答。但它们是长期困惑我且史学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也就直言不讳地向谢先生提出了。谢先生回答得很认真、很高妙，对学术界一些不正常现象回应得十分精准，使学术界对相关事实的真相了解得更加全面了。其他如尹达先生培养了哪些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中国史稿》的编撰过程和出版情况以及有关档案藏于何处，谢先生都热情相告。

　　谢先生是我国当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领域极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更是一位难得的实干家。他在我国史学史界的重要性，于他甫一离世，顿然凸显。谨以此文向谢先生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怀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