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强调：“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文明平等、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明在全球语境中的传播与互动。中华文明自古重视开放与交流，通过丝绸之路、海上贸易及官方使节往来等多维渠道与周边国家建立持续联系。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政治制度、文化体系与科技水平均居领先地位，吸引周边诸国来华交流。其中，日本遣唐使作为国家主导的官方使团，规模宏大、组织严整，是东亚文明互动的典型实践，体现出区域文明互学互鉴的早期格局。

　　遣唐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7—9世纪东亚区域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践，反映了日本在社会转型期出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多方面需求而主动向唐朝学习的历史动因。在政治上，大化改新后的日本亟须构建中央集权体制，而唐朝完备的律令制度与官僚体系为其提供了理想范本。在经济上，唐朝在农业、冶金、医药、建筑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为日本物质生产方式的改进提供了关键技术。

　　日本自630年起正式派遣遣唐使，至894年停止遣唐使活动，历时近270年，共派遣19次，使团规模庞大，成员包括官员、学者、僧侣、工匠等。遣唐使的发展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初期探索阶段（630—663年），日本主要派遣使者学习唐朝的政治制度，重点吸收律令制度，以此为基础制定《大宝律令》，奠定了日本律令国家的雏形。全盛期（702—777年），唐朝在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达到了最繁荣时期，日本遣唐使规模空前、派遣频繁，内容涉及政治、文化、宗教、科技等多个领域，日本开始全面学习唐朝。据《续日本纪》记载，吉备真备两次入唐，不仅带回《大衍历》革新日本历法，更将唐礼与神道仪式融合，创造出“践祚大尝祭”等新型宫廷礼仪。调整期（804—838年），遣唐使广泛接触唐代宗教文化。其中，空海于长安青龙寺受密法灌顶，归国后创立真言宗；最澄则将天台教义与日本山岳信仰融合，发展出具有本土特征的“山王神道”。作为一种结合外来佛教思想与本土宗教传统的宗教形态，山王神道深化了神佛习合体系，强化了天皇神圣性的意识形态基础，扩大了宗教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秩序中的影响力。838年最后一次成行的遣唐使团中，医师、画师、乐师等技术性人员占据主导，他们主要致力于具体技艺的学习，反映出日本对大唐文明的态度已从全盘接受转变为选择性吸收。当菅原道真在《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中宣称大唐凋敝时，实质上标志着日本文化主体意识的形成。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制度设计上（如《养老律令》对唐律的适应性调整），更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并为“和魂汉才”式的文化融合路径奠定了思想基础。

　　遣唐使推动的中日交流展现出文化要素在本土语境中的选择性吸收与转化，涵盖文学、制度与技术等多个维度。首先，文学艺术的互动最能体现文明交融的深度。日本的和歌创作大量模仿唐代诗歌风格，其中《万叶集》包含了许多受唐诗影响的作品。在《万叶集》收录的4500余首和歌中，约1300首直接借用汉字表音（“万叶假名”），这种表记法的借用为后来平假名、片假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其次，日本对唐制的吸收始终伴随着制度理性的觉醒。日本在《大宝律令》中借鉴了唐朝的律令制度，但并未照搬，而是在实施过程中进行了调整。例如，日本削弱了唐制中宰相的权力，加强了天皇集权，使得天皇制度得以巩固。同时，日本保留了本土的贵族制度，未完全采纳唐朝的科举制，而是采用基于贵族血统的选官方式。另外，从教育制度的改造来看，日本仿照唐代国子监制度，在中央设大学寮、地方设国学，构建起以儒学为核心的分层教育体系。大学寮招收贵族与官僚子弟，国学面向中下阶层，课程分“明经”与“纪传”两道，由留唐归国学者教授儒家经典与史书文集。最后，遣唐使将唐代的建筑、雕刻、漆器等技艺带回日本，并结合本土特色加以改进。如唐招提寺沿用抬梁式结构，但将屋顶举折从45度降至30度，以抵御日本频繁的台风侵袭。又如正仓院藏唐式纬锦——被日本工匠改用本土植物染料，发展出独特的“草木染”工艺。这种适应性改良在冶金领域尤为突出，唐朝直刃横刀经日本刀匠改造，形成兼具劈砍与穿刺功能的“切刃造”刀型，其淬火技术甚至反向影响中国宋代《武经总要》的兵器记载。此外，遣唐使引入唐代先进的医药与天文学知识，促进了日本医学与科学的发展。其中，《新修本草》被整合入《医心方》，并在本土实践中经改良形成“汉方三分一减量”原则。难能可贵的是，在鉴真东渡携带过去的麝香、沉香等药资回流日本种植培育、被作为“和药”在宋代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种技术的反哺。换言之，日本同时对唐朝的反向影响呈现出多层次渗透。在宗教领域，日本僧人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在9世纪回传长安，其体系化的密教理论与修行仪轨，为经历会昌法难的中原佛教注入了新生机。青龙寺遗址出土的“大日如来”石雕底座，其莲花纹饰融合了日本神道教的日月元素，展现出教义传播中的在地化改造痕迹。在艺术审美领域，日本贵族对“唐物”的精制化追求，反向影响了晚唐文人的鉴赏标准。另外，音乐考古的发现更具说服力，主要表现为日本宫廷雅乐保存的唐乐《兰陵王》，经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琵琶谱比对，其“破”段二十八拍的节奏型，较宋代《乐府杂录》记载更为接近盛唐原貌，该唐乐至今亦被日本学术界和公众视为珍宝。

　　唐代遣唐使制度在历史上曾构建起系统化的跨文化学习与交流路径，为当代中国在全球文明互鉴背景下开展文化交流提供了参照。首先，在文化传播层面，遣唐使对唐代政治制度、宗教思想与艺术形式的吸收并非全盘照搬，而是结合本国语境进行选择性整合与本土化重构。这一过程揭示了文明传播的有效路径应坚持内容上的“守正”与形式上的“创新”相统一，即在坚持文化核心价值的同时，注重传播方式与接受语境的协同适配，以增强跨文化沟通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其次，在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遣唐使作为跨国教育交流的典型代表，其成员推动了日本早期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这一经验为当代中国深化教育对外开放、拓展留学交流与人才共育模式提供了现实启示。在全球教育网络化、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应进一步推动中外高校合作办学、优质课程资源共享与国际化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具有跨文化理解力与全球胜任力的复合型人才。最后，随着新媒体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的迅速发展，数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不同文明间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媒介。现代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与去中心化特征，使得不同国家、文化和价值体系能够在更广范围内实现交流互动，推动多元文明的共生共融。借助数字平台构建平等开放的文化交流空间，不仅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为构建全球文明互鉴格局提供了新的契机。

　　总之，遣唐使制度不仅是古代中日之间制度化文明交流的实践典范，更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走向世界的积极意愿。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交往过程中，遣唐使制度推动了政治制度、文化理念与科技知识的跨文化传播，展现出早期东亚文明互鉴的深层结构。在当前全球格局深刻调整、数字传播重塑国际认知体系的背景下，如何在价值观、表达方式与传播机制层面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已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时代课题。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将促进全球文明的多样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