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两中》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拟托类文献。作者以“帝”授命“夏启”为“下国王”作为故事场景，借帝的使者“两中”向启训诫之言，阐述了一套在邦家初定时用以巩固统治的社会治理法则。在帝、两中等高级神明的包装下，这套治理法则的内容每每被冠以“天降”的说法，显得十分神圣。而实际上，作者是对当时流行的一些重要思想进行了整合，构筑了一个较为庞大的治理体系，其内容既有可与诸子相印证之处，又有不少提供新知的地方。《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辩者其礼具。”这里不妨就简文着墨不多而易被大家忽视的礼乐内容，对这套治理法则的特点作管中一窥。

　　《两中》在阐述礼乐教化时提到了《九卲》《六》《六》三个乐名，按简文所拟设的时代背景，它们当属夏代或之前的古乐。这容易让人想到《吕氏春秋·古乐》：“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按《古乐》所记，这组乐由帝喾传至尧，再至舜，“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其后，禹为彰治水之功，“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等到商汤即位，“乃命伊尹作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再后来周武王即位，“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成王即位，“乃为《三象》”。以此说明圣王明君功成之后都有修古乐、作新乐的传统。

　　这些古乐的由来，现在来看显然被赋予了很强的传说性，但在战国时期，似已成为时人的共识。清华简《虞夏殷周之治》对此有印证，如其载三代礼乐时称，夏后“作乐”《》九成，殷人“作乐”《（韶）》《（頀）》，周人“作乐”《武》《象》。周人之《武》《象》，即《大武》《三象》。殷人之《韶》《頀》，古书或作“韶濩”，自古理解就有分歧：一说将两字视为一名，即指《大護》；或说《頀》指《大護》，《韶》指《大韶》，因有九成，故又称《九韶》《九卲》《九招》。《九韶》历史最久，按《古乐》的说法，舜和汤都对其进行了修编，《虞夏殷周之治》可以理解为汤修。又《史记·五帝本纪》：“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是说夏代对《九韶》也很重视，与《两中》情况接近。

　　古乐常伴舞，《六》为理解文献所记夏乐提供了重要启示。“”通“”，可读为“羽”，《六羽》见于《左传》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孔颖达疏：“六羽，谓六行之人秉羽舞也。”这是根据羽舞行列所取的乐名。至于它是否为春秋早期才出现，还有待进一步探究。《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札观乐时有夏乐《大夏》《韶箾》，《大夏》应即《夏籥》，反映了这种舞乐用籥。《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皇来仪。”“箫韶”即“韶箾”，“箫”“箾”与“籥”义近，反映了《韶》也用籥类的吹器。《（羽）》之“”，是“管”的专字，先秦时期“管籥”常连言，故《羽管》与“羽籥”义近，当是《六羽》与《夏籥》《韶箾》的糅合，总言了夏代舞乐的两个特点。手持干戈为武舞，持羽籥为文舞。《礼记·文王世子》：“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诗·邶风·简兮》：“左手执籥，右手秉翟。”孔颖达疏：“籥虽吹器，舞时与羽并执，故得舞名。”此外，传世文献中的《六英》之“英”，为影母阳部字，与匣母鱼部的“”“”“羽”读音较近（中古皆开口三等），记录的很可能也是《六羽》。

　　《六》，整理者认为是指《頀》，我旧曾猜想指《晨露》（“”通“露”），但按战国时人的看法，二者皆为殷乐，于故事背景不合。就夏乐来看，《六》似与《六列》相当，可读作《六路》。《左传》隐公五年：“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说文》：“佾，舞行列也。”“六路”“六列”与“六佾”意思很近，应也是以乐舞行列所取的乐名，只是这种舞不以用羽为主要特点，故只称其列。由于乐名的通假或同义异记，容易对后世的理解造成障碍，这在流传上也有所反映，比如《淮南子·齐俗》记夏乐为“《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中《六佾》与《六列》就有重复之嫌。

　　《九卲（韶）》《六（羽）》《六（路）》这类典雅的古乐在当时未必受人们欢迎，如古书载魏文侯向子夏问乐就曾说，自己端冕而听古乐则昏昏欲睡，听流行的郑、卫之音则不知疲倦。贤君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然而，《礼记·乐记》有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古乐能正六律、和五声、谐八音，真正衷适于人们的感知，也是能彰显君主明德的“德音”，具有正民风的积极作用。以之进行教化，是《两中》所述礼乐之治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倡导古乐教化之后，简文又有关于“礼仪”的阐述。整理报告的释文作：“天降礼仪，曰相揖赐礼必昭，济济跄跄。”句中的“赐”字对理解这段内容颇为关键，可惜其释读有误，这里需要作以说明。该字原写作上“勿”下“贝”，应隶作“”（与清华简《成人》简10、20、30之“” 应为一字，“贝”与“[视]”形近易讹），字可分析为从贝勿声，此读为“微”。“勿”声字古音属明母物部，可与明母微部的“微”相通，传世本《周易·系辞》：“君子知微知彰”，马王堆帛书作“君子知物知章”，可为证。《礼记·礼器》：“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此“微”“显”对言，与简文之“微”“昭”对言是一致的。“曰相揖微礼必昭”一句的意思是，“相揖之礼虽微小，礼仪必由之而显明”。其后的“济济跄跄”，是对壮敬之貌的形容。以相互作揖这种小礼为基础，去成就敬慎之大礼，可以看作《两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礼治主张。

　　这种礼治思想虽显特别，但在先秦诸子中是可以寻出踪迹的。《管子·权修》：“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由此可见，谨修小礼一方面可以成百姓之行大礼，另一方面能够禁微邪。微邪不出，就可以防止大邪的发生，进而减省刑罚，最终达到“民正”的目的。

　　众所周知，清华简《两中》和此前公布的《参不韦》是性质十分相似的拟托文献。这类文献中构拟的帝之使者的名称，往往是作者对所要阐发的核心思想的凝练，“两中”即以尚“中”思想为中心。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作者以“正平下国”为目标，提出的社会治理法则并不偏向于一面，而是从礼、乐、刑、政等全方位进行阐释。《礼记·乐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两中》的社会治理法则以刑、政为重心，以礼、乐为辅助。用正六律、和五声、谐八音的古乐教化民风，用谨修小礼使民得“正”，仔细想来，这其实都与作者倡导的“中”的思想紧密相连。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定县简为代表的极端性状竹书的整理及其方法研究”（21&ZD3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