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陈雅静）7月6日，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主办，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典学研究平台、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协办的“集的编纂与整理——东亚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开幕式由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主持，早稻田大学冈崎由美教授、复旦大学陈广宏教授、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教授分别为开幕式致辞。  

　　刘玉才回顾了北大、早稻田、复旦“三家会议”的发展历程。时至今日，“三家会议”已经成功举办到第15届。刘玉才表示，近年，无论是北京大学还是复旦大学，都还在做宋、明别集的整理与研究，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日本方面，日本汉籍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也成果丰硕。有关“集部之学”、集的性质、源流、编纂、体例、形态、整理方法等议题得到了学界的关注，也有一系列的专题的工作坊，中心青年教师李成晴副教授的新著《唐集体例笺证》在学界有很好的反响。 

　　冈崎由美首先对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冈崎教授对本次三校会议表示期待，她希望三校古文献领域的专家学者，能够通过这次会议互相切磋琢磨。 

　　陈广宏代表复旦大学古籍所向兄弟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成立40周年表示祝贺。他提出三校会议是老一辈学者奠立的旨在切磋学术、联络感情的交流平台，现在有多位学术活力饱满的新生学术力量加入，为大家呈现了更新的阵容。原来三校会议的议题是在东亚汉籍的范围内，这次设定了“集”这个主题，便于集中讨论，而这个主题恰恰又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希望能够把“集的编纂与整理”的议题向更加纵深的方向推进。 

　　稻畑教授提到自己以一个“老兵”的身份参加这个隆重的研讨会，倍感兴奋。他回顾了三校会议最开始成立之时的情形，并对此次会议的主题表示赞许。他提到每年的会议都有很多青年学者参加，这是学术传薪的生动诠释。 

　　集部之学 

　　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张燕婴编审的报告题目是《“边缘”文献与“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报告以“文献”议题与“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相关联为中心。张燕婴提出，报告中提到的“边缘”乃是相对“核心”而言，并非指此类文献未被关注或使用。但也正因为它们不是“核心”，极容易被简单略过，最终反而导致结论未必可信。文献对于进入文学史研究过程的作用很大，反过来，进入过程的研究思路对于文献学研究的拓展同样重要。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徐艳的报告题目是《仪式程序与权力证明：“风骨”之外的建安诗》。报告提出建安诗歌创作并非后人设想的结合个人身世，抒发一己之情，以体现人格意志，而更主要的是体现国家意志、政权意志。与其他很多时代的作品相比，建安诗歌具有更大程度的意识形态投射。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龚宗杰的报告题目是《读集与读文：从明清读书法看“集部之学”的内涵》。报告提出从明清士人读集部书籍的相关表述中，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从历史取径中理解集部之学。龚宗杰认为：“集部之学”不仅仅是关涉集部文献的学问，更是包含触及今日之所谓“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诸多要素在内的命题。 

　　集的生成与编纂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陈广宏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明文案〉〈明文海〉文体编次中的“碑”类前置问题》。报告围绕《明文案》《明文海》“碑”类前置的现象、黄宗羲相关文体观的承变、黄宗羲“碑”类选文特点三个方面展开。对于《明文案》《明文海》“碑”类前置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是或体现时代越来越重视碑版刻石；二是《明文案》《明文海》的“奏疏”“碑文”等有可能与同期在编的《明史案》的现成材料有关；三是文体学背后的价值观：与黄宗羲述明文于国初、嘉靖、崇祯三盛之时段相应，士大夫对于承载国家大事的公共性、集体性传播媒介及场合日益重视，并因此争夺话语权。 

　　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长冈崎由美的报告题目是《关于明清乐谱的编辑问题》。报告提出明清乐是江户时代从中国传来的音乐。江户初期，长崎首先出现中国戏曲和民间俗曲。江户后期，渐渐扩展到长崎、江户、大阪、京都等地区。明治前期，清乐迎来了全盛期，从以长崎为中心，扩展到全国，再到后来清乐的中心从长崎转移到东京。报告分析了江户时期对明清乐的接受情况，最早出版明清乐是《笛谱》。后来作为教材，琴社也开始编辑清乐谱，琴社成员之间相互抄传，明治二十年代以后，明清乐谱往往和日本俗曲合编出版，被视为日本流行歌曲的一部分。 

　　集的版本 

　　早稻田大学法学学术院土谷彰男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明刊本〈韦苏州集〉及其特型分类刻本的浅析与探讨》。报告提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三部以诗歌体式分类的明刻本，即九行十七字铜活字本（甲本）、九行十九字本（乙本）和九行十九字批点本（丙本）。甲、乙两本对五言古诗、五言律诗的认定与丙本存在较大差异，这是因为编纂者对五言律诗拗体的归类不同。丙本将五律拗体视作五言律诗，甲、乙二本则将之归于五言古诗。透过诗歌韵律和体式，不仅有助于梳理韦应物集的版本系统，还可以窥见明人的诗歌观念。 

　　人民文学出版社董岑仕副编审的报告题目是《所谓“岛田翰〈残宋本王文公文集跋〉”辨》。报告提出，缪荃孙《艺风堂藏书再续记》中所收“《王文公集佚文》一卷”提要，前半部分为缪荃孙为岛田翰辑本《王文公集佚文》所作提要，后半部分则为缪荃孙转引岛田翰跋。董岑仕提出，缪荃孙应当是依据岛田翰“改正本《古文旧书考》”中所收图书寮藏七十卷残本《王文公文集》提要转录。 

　　集的流传：文本与实物 

　　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稻畑耕一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芦东山汉诗集〉的编纂、整理与译注》。报告梳理了江户时代儒学家芦东山现存诗文集诸稿本、刻本的成书过程、版本情况，分析了芦东山汉诗的风格特征及文学史意义，并对芦东山汉诗集的整理、校勘、译注工作进行了介绍。稻畑耕一郎先生认为，对日本江户、明治时代所存汉诗进行系统整理和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黄仁生的报告题目是《森春涛主编〈新文诗〉系列杂志之多元价值与意义》。报告首先对日本明治时代诗人森春涛主编汉文系列杂志《新文诗》进行了简要介绍，其次，黄仁生教授对《新文诗》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一是率先采用编辑、评点、创作互促模式运营新媒体；二是助推了日本汉文诗的再度繁荣，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三是以杂志为阵地和平台，推动了中日汉诗的交流。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作题为《何止碑与画：〈鱼游春水〉词的异文形态及其源流》的报告。《鱼游春水》一词涵盖了碑、画、唱、抄、刻五种文本形态。报告首先从语词袭用、文本结构两个层次，推断《鱼游春水》大致创作于五代或北宋初，风格与韦庄一派相近。其次，以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南宋《玉楼春思图》及《能改斋漫录》的明清抄本为例，报告提出，在不同的实物载体中，《鱼游春水》的文本因实物功能和使用场景的不同而不断变异、形塑。通过多种路径重新审视唐宋词的异文，理应成为词学研究在文献学发展新机遇下的重要发展方向。 

　　集的整理与延展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季忠平的报告题目是《殊途而同归：浅论校勘与训诂——以日藏弘仁抄本〈文馆词林〉为中心》。报告列举了大量校读日藏弘仁写本《文馆词林》具体案例，说明校勘和训诂在性质都是辨明作者原词，目的都是维护文献原意；从训诂出发的考察对发现典籍文字讹误、判断文字是非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郑利华的报告题目是《〈苏州文献丛书〉第四辑〈祝允明集〉点校举误》。报告列举了大量实例，对上海古籍出版社薛惟源点校本《祝允明集》中句读、录文、校勘的错误和疏漏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如不知成词、不明典故、不明体例、不晓押韵等，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正方案。 

　　闭幕式由李成晴主持，郑利华、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绀野达也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分别作总结发言。 

　　郑利华向创办三校会议的安平秋、章培恒、稻畑耕一郎三位先生致敬。三校会议既有学术切磋，又有联谊交流，可谓“团结、严肃、紧张、活泼”。接着，郑利华说道，本次会议较以往确定了更加集中的主题，契合三校老师的学术方向，便于对话交流。 

　　绀野达也谈到，“三校会议”已经成功举办15年，每次参会，老师们都会对他的论文提出宝贵的意见，“三校会议”见证了他的成长。此次会议既以“集的编纂与整理”为明确主题，又展现了三校教师多元的学术性格。各篇论文的研究路径既有传统的版本学、校勘学方法，又引入了“集部之学”“作为实物的文集”等新概念、新方法。 

　　张剑肯定了这次会议是高质量的学术盛宴，对本次会议所提交的论文进行了总结。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发现型研究，即利用新材料首次对一个学术问题进行解释；二是重构型研究，即在前人研究较为充分的基础上，反驳旧有成说，重新对问题加以审视、探讨；三是观念型研究，即对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建构，提出新的研究方法。集部文献学的研究趋势，由仅重文本到关注实物、由沿袭旧说到对旧说进行重构、由研究静态文本到考察动态生成过程，由“集部”到“集部之学”，体现出在学术上不断追求精深与创新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