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班晓悦 实习记者陈雅静）11月2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宋刻本在日本汉籍历史上的意义”讲座在线举行。讲座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教授高桥智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玉才主持，系北京大学“海外学者讲学计划”系列讲座之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是汉字文化，与朝鲜、越南同为“汉字文化圈”中的一员。高桥智表示，汉字进入日本后，日本文献的发展经历了汉字文献传入、佛教文献传入、印刷术传入、宋刻本传入、朱子之学传入五个重要的演变阶段。谈及宋刻本在日本的传播，高桥智从收藏、再造、校勘和鉴定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

　　中国古代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文献典籍的互通便是最好的证明。高桥智从平安时代以前、镰仓时代以后、江户时代和近代以后细致地讲述了宋刻本在日本的收藏史。平安时代，中国从唐到五代虽然朝代更迭，但是对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却始终兴盛。唐代到北宋，很多日本僧人到中国学习佛教、汉文，在他们回国的时候，会带回来一些中国的钞本、刊本，这也是宋刻本作为收藏品的开端。例如，奝然（938—1016）留居北宋时，宋太宗赐给他一套初印的大藏经（开宝蜀版）。这套蜀版大藏经现在流传较少，在日本只有两卷，分别藏于南禅寺和书道博物馆。镰仓时代以后，日本汉学发展愈加繁盛，寺庙更是成为佛家、儒家典籍的收藏中心。金沢文库、足利学校、周防国清寺等等都是当时收藏汉籍的主要场所。金沢文库是北条（金沢）実时（1224-1276）建治1年（1275），在镰仓幕府附近金沢村创办的文库，收藏有：明州本《文选》、《太平御览》、单疏本《尚书正义》、单疏本《毛诗正义》等。足利学校是室町时代永享11年（1439），关东管领上杉宪実（1410-1466）保留下来的一所学校，宋版《尚书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注疏》《毛诗注疏》《周易注疏》等收藏于此。江户时代，从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创幕府开始。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标与因幡国若樱藩藩主池田定常、近江仁正寺藩藩主市桥长昭并称为“宽政时期的好学三大名”。毛利高标（1755-1801）藏书丰富，又擅长古籍版本的品鉴。1808 年，市桥长昭将本藩所藏宋元刊本三十种，献纳于江户汤岛圣堂。近代以后，宋刻本的收集主要有静嘉堂文库124部、书陵部75部、内阁文库23部、东洋文库27部和成篑堂文库22部。

　　随后，高桥智介绍了宋刻本在日本的再造情况，包括泉涌寺版、覆刻版和影钞宋版。俊芿从中国学成归国后创建泉涌寺，并将从中国带来的宋版经典藏于此，并令其弟子购买宋版典籍，因此有了泉涌寺刻版的出现。而后镰仓时代末期到南北朝时期，从大陆渡来的俞良甫、孟荣、陈孟才等刻工覆刻了宋版典籍，但古籍依旧是以书写本为中心，又演变为影写、转写宋版。

　　为了完全接受汉字文化，提高自己新制作课本的水平，博士家依据宋刻本，对于日本相传古写本的内容进行校勘，最终做成自家定本。比如清家本，就是博士清原家自己做的写本类。今存清家本古钞本《礼记》是清原宣贤的手定本，实际参考中国本校订而成，钞写时避“慎”“敦”等宋讳，底本显然是宋版。因而清原宣贤实际是以宋版作为家学基础。

　　古籍鉴定与版本学密切相关，也是佐证古籍流通学重要性的一个侧面。江户时代末期，以江户时代以前的学僧和博士家的钞本为古钞本，五山版和古活字版为古刊本，鉴定版本的学问就独立起来了，也诞生出狩谷棭斋、小嶋宝素等著名的版本鉴定学者。

　　宋刻本在日本的流传经过了收藏、再造、校勘和鉴定的过程，不仅在日本汉籍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超越了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