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众多杰出人物关于政绩观的精辟论述，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可为今日提供深刻镜鉴。北宋清官包拯的政绩观，便是这座思想宝库中的典范之一。

　　包拯（999—1062年）所处的宋仁宗时代，经过长期的和平建设，此时呈现出“至平极盛”景象，同时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不断积累，局部地区已发展到比较尖锐的地步。为缓和矛盾，稳定统治，一些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改革主张。宋仁宗处事虽较优柔，却还仁厚，所以当时士气振作，人才蔚起，出现较多像范仲淹、欧阳修等“名卿钜公”。在宋仁宗的官僚群中，包拯以忠君孝亲、清廉刚正著称，其身后经过民间传说与艺人塑造加工，已升华为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宋代以来最著名的清官代表。

　　包拯认为当时社会“政失于宽而弊于姑息，士驰于务而幸于因循”。政风、士风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成为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有鉴于此，他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他强调：“民者，国之本也，财用所出，安危所系，当务安之为急。安之在精择郡守、县令，及渐绝无名之率尔”，“国家富有天下，当以恤民为本”，“善为国者，必务去民之蠹”，“安之之道，惟在不横赋、不暴役。若诛求不已，则大本安所固哉”。

　　包拯的治国思想及其实践都紧紧围绕安民这一核心目标。传世的包拯奏议多聚焦民生疾苦，反映他任职所到之处，能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关心百姓疾苦，努力兴利除弊。他亲自处理一些百姓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赴河北奏请将部分牧马监地还民耕佃，赴陕西“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又奏罢秦陇所科斜谷务造船材木，在瀛州罢公钱贸易、放欠负等。他提出“救灾恤患，国之常也”，主张对灾伤地区百姓及时救济，或派官安抚，或借助府库钱粮，或先支移折变等赋役，“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对于欺压百姓的各种苛政、重赋、不合理的负担，要尽快减除，“宽养黎庶，固其大本”。包拯为维护民生，特别反对贪官污吏。他在《乞不用赃吏》疏中提出：“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摘发，无日无之。”他请求仁宗“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以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为扭转贪腐之风，包拯主张对贪官污吏“法外重行，以警贪猥”。    

　　包拯刚步入仕途时写了一首五言诗，即“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这首诗是他为官一生的座右铭，表达了他光明磊落的胸怀和清正廉洁的操守。“清心”的含义就是廉洁。《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百一十记载欧阳修评论包公：“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记载：“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 

　　包拯读书时就慎于交往，拒绝富人宴请，反对官员通过吃吃喝喝拉关系，以私碍公。任端州知州时，当地盛产贡品端砚，历任知州常借进贡之名大肆搜刮，贿赂高官。包拯到任后，严格限定进贡数量，自己离任不带走一方端砚，用实际行动破除官场陋习。他历官多年，位尊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生活应该很丰裕，但他很节俭，被视为“布衣”宰相。包拯的廉俭之风也传递给了家人。包拯妻子董氏“内克尽妇道，外不失族人欢心者，盖十三年。孝肃（包拯谥号）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包拯的廉洁还体现在家教方面。包拯立下著名《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家训是家风的一种凝练。包拯家训突出廉洁反贪方面，既直白又严厉。包拯的《家训》后来还被写进《宋史·包拯传》，为后世传扬。包公自身清心直道、廉洁守正，外化为行事就是刚正不阿、执法如山。

　　包拯将法令视作君王治国的关键手段，直接关系国家的盛衰与安危。他在《上殿札子》中提出：“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治道之要，无大于此”。他要求公正执法，“赏者必当其功，不可以恩进；罚者必当其罪，不可以幸免”。他坚信“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他自身严守法纪，同时对非法行为展开坚决斗争。

　　包拯在执法实践中，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不徇私情、不搞帮派，不畏权贵，充满斗争精神。《包拯集》中反映包拯多次上书言事，指斥非法，不避权贵，主张改革，兴利除弊。如此集所收170余篇奏议，有一半以上为具体的改革主张或除弊措施；涉及弹劾或指责的各类人物达30余人。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杜撰》说：“包拯为台官，严毅不恕。朝列有过、必须弹击。故言事无瑕疵者，曰没包弹。”当时官场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弊端严重，而包拯“一本于大中至正之道”，得到公众认可。

　　包拯在奏议中多次指出：“发号施令，在乎必行”，“言之者不难，事行则为福”，“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强调言易行难、行重于知的理念。包拯躬身履职，勤勉任事，同时反对“重资格、轻实绩”的官员考核制度。他认为天下吏治败坏、百姓困苦的重要原因是朝廷对官吏“轻授”，选择不精，“凡有差除，皆以资序叙迁，或用臣僚荐举，间容滥进，未甚得人”。以至“才者未之进，不才者未之退”，由此影响并扭曲了官员的政绩观。

　　宋代官员的考核当时主要采取磨勘制度。此制最初为强调绩效考核而设立，但在执行中逐步走样，演变成为以资历为核心的官员官阶迁转制度。伴随考核重点从绩效向资历迁移，直接导致官员政绩观也相应偏移，造成“人人因循，不复奋励”的政治生态。“庆历新政”曾涉及此改革，但没解决此问题。包拯有鉴于此，多次上书仁宗论及官员绩效考核问题。他在《请令审官院以黜陟状定差遣先后》的奏文中批评：“审官院（负责磨勘工作）差京朝官并循旧例，以到院先后为限，未尝较辨贤否，论次殿最，清浊一溷，流品不分，但以名次补阙而已，甚非委重近臣审择之意。”他要求考核官吏要“察群吏廉秽之状，其治绩尤著者，则必慰荐称举”“如此，则进者知劝，退者知惧”。包拯奏议中“择官”“按劾”诸部分针对不同岗位的官员，提出具体的选任标准，强调不以资序、不拘一格，“先望实而后资考”的官员考核原则。他特别指出，身居高位者，在位不作为本身就是失职。例如，他弹劾宰相宋庠，“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然后提出“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

　　包拯有关安民固本、清正廉洁、守法持正、绩效为先的政绩观，也可以概括为以民为本、以廉为基、以法为纲、以实为要的施政理念。这种观点或理念与儒家“民本”“仁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一脉相承，都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借鉴发扬。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创新研究所所长、《包拯年谱》《包拯研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