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中原鼎沸，两京陷没，玄宗仓皇幸蜀。翌年七月，肃宗即位灵武，诏征天下兵入援，安西、北庭诸镇奉调勤王。吐蕃乘唐室西北边备空虚，先陷河陇，复举兵攻围西域诸城。其后“二庭四镇”（安西、北庭都护府；龟兹、疏勒、于阗、焉耆四镇）与中原道阻难通。然唐军“泣血相守，慎固封略”近五十载，孤忠劲节，垂范千秋。惜文献阙如，旧史难征。所幸近年新疆出土三方副都护墓志，可为唐军守御西陲之事，补缀一线遗光。

　　1984年12月，吐鲁番地区文管所在哈拉和卓村古墓群进行抢救性发掘时，发现了北庭副都护高耀墓。据墓志记载，高耀祖孙三代皆镇守西域，并安家于交河。其祖高德方官至安西副都护，其父高玄琇亦拜北庭副都护。高耀少时从戎，曾参与征突骑施、小勃律之役，为大唐拓土开疆，宣威碛西。天宝末年升至北庭副都护，官居四品。

　　安史乱起，两京陷落，北庭军将马璘率三千甲士入援，高耀则留守后方，任管内勾覆仓库使，专掌仓储。此时，朝廷供给断绝，北庭需自筹粮饷。阿斯塔那出土文书记载，北庭节度使杨志烈曾放免西州寺院依附人口，以增加赋税，可见筹措之艰。杨志烈约于宝应元年（762）底转任河西节度使，仍兼领北庭，委大将周逸为北庭留后。宝应二年，又以高耀为伊西庭支度营田副使，协理军资屯垦，与周逸共掌北庭庶务。

　　当时北庭镇除本道军旅外，还有部分河西军退守于此，粮饷器械仰给尤繁。高耀身膺众职，责任重大。志文赞颂他“辟充国之田，敖庾委积；阐弘羊之计，帑藏其殷”，说明高耀在税收、府库、屯田等事务上殚精竭智，保障了北庭的军费供给。

　　广德四年（766）四月，高耀卒于北庭。此时朝廷早已改元永泰，只因河陇路绝，音问难通，故北庭仍奉行旧年号。直至建中三年（782）十二月，高耀墓方迁葬于西州前庭县东原，距其谢世已逾十六载。吴震先生指出，这一延宕与唐代官员葬制有关。高耀官居四品，按制须奏报朝廷、行仪成礼，方可归葬。因此直至建中二年七月，北庭使者历经险阻抵达长安后，获唐德宗敕准，高耀才可能归葬故里。

　　渔阳鼙鼓动地而来，诸道出兵前往中原赴难。北庭副都护高耀虽未入关勤王，但他坚守西域，总揽后勤，以一身掌财计仓储，保障了戍卫军队的物资供给。有赖高耀等军民勉力经营，伊、西、庭三州在强敌环伺之下方能屹然不堕。

　　2022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学研究院在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发掘出土了摄北庭副都护程奂墓。墓志言程奂本贯华阴，少怀远图，约天宝时奔赴西域，建功立业，因功授黄石府别将、某卫郎将。不过，此类武官除授过滥，名大于实。《唐会要》载：“自天宝以来，征伐多事，每年以军功官授官十万数，皆有司写官告送本道。”其中不少人被授予中郎将、郎将、折冲都尉、果毅都尉、别将等四至七品的卫府武官。因此杜佑感叹：“天宝以后，边帅怙宠，便请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余人，其余可知。虽在行间，仅无白身者。”这些获得官职的士卒，大多并不赴任，而是供职于藩镇。程奂可能从戎于北庭，后逐步晋升为北庭瀚海军副使。

　　副使任期结束，程奂转至州县，历任摄西州司马、北庭都护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直至大历十一年（776）病逝。“摄”即代理，可能因道路阻绝，朝命不达，故北庭任官称“摄”以示暂代。程奂在职期间，主要负责财赋出纳、仓储用度之事。时“二庭四镇”孤悬塞外，凡粮秣器械之资，皆赖守臣自筹。志文盛赞程奂“职守帑藏，司存出纳。是吝有伦有要，罔闻奸吏之欺”“纷纶缗算，髣髴权衡。寿昌未足以增储，卜式岂称于利国”。可见他在财政上措置有方，劳绩卓著。

　　程奂虽出身行伍，然凭经纶之才，逐步承担起仓储、支度重任，在危难之际缓解了北庭财用匮竭的困局。安史之乱后，得益于程奂这类务实性官员的经略统筹，唐朝才得以维系对天山北麓的统治。

　　2025年9月，考古工作者于库车友谊路墓群发现尹公墓。墓志磨泐较严重，详细内容有待正式刊布。据考古领队阿里甫江·尼亚孜陈述，尹公为甘肃天水人，军旅出身。他大致天宝末年任职于焉耆都督府。安禄山叛乱后，尹公起初留守安西四镇，曾到西州短暂任职，复还安西，戍卫三十余年，终至安西副都护，贞元七年（791）辞世。

　　尹公在任期间，勤于水利、转运诸务。据公开报道可知，他曾负责“水陆运”及“掏拓”。所谓“掏拓”，即疏浚渠堰河道之役。此类事务亦见于《唐建中五年〈孔目司帖〉》等西域出土文书记载。其时西域道阻援绝，农事乃守城之本，水利、转运尤显紧要。尹公膺此二任，足见其经营之才。

　　志文记尹公曾奉命出使黑衣大食。彼时唐廷正采纳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之策，试图使“吐蕃自困”。据《杨良瑶神道碑》记载，贞元元年（785），唐德宗遣杨良瑶由海路赴大食，传达国信；安西四镇或与此相应，为配合中央远交近攻之略，遣尹公沿陆路西行。《旧唐书·大食传》称此时吐蕃兵力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这一局面的形成当与唐朝遣使大食、牵制吐蕃的战略密切相关。尹公与杨良瑶，一陆一海，同使大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重要外交活动，堪称中外交往史上的要事。

　　上述三方墓志勾勒出安史之乱后唐军对西域的坚守图景。河西走廊虽被阻断，但西域与中原始终血脉相连。天山南北军民身处绝域而心系中朝，在音书隔绝之际，保卫边疆近五十载。他们不仅戍城御敌，更致力屯田、水利、转运、仓储诸务，推动了西域的经济开发。北庭、安西两都护府虽处悬绝无援之境，仍谨奉中央号令。未得朝命时，则任官称“摄”，丧事不举。官员墓志亦皆冠以“唐”“大唐”国号，可见他们心怀故土，恪尽职守，忠贞不渝。危难之际，北庭、安西仍力行开拓。三位副都护虽起自卒伍，然于行政、支度、屯垦皆有所成。两都护府筚路蓝缕，实现粮饷自给，为边疆安全奠定了经济根基。高耀等本土官吏和程奂、尹公等自内地远赴而来的志士们勠力同心，保障了“二庭四镇”的相对稳定。唐德宗曾下诏褒扬：“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这种忠义之情与文化认同，是将士们坚守近五十载的精神支柱。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