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新出墓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中大文豪韩愈撰写的多方墓志渐次进入大家视野。胡可先教授在《中古墓志的文体形态与书写规则》中就指出韩愈所撰石本有《窦牟墓志铭》《李观墓志铭》《李虚中墓志铭》《苗蕃墓志铭》《裴复墓志铭》《薛公达墓志铭》六种。其中，《李观墓志铭》拓本虽有石角残缺，但整体品相极佳，书迹清晰，方峻中透露出秀朗之气，并且因志文中有“韩愈书石”字样而更显珍贵。此志一度被认为是目前韩文公唯一墓志正书作品，后经日本二玄社影印，为书法爱好者广为追捧。不过，笔者据相关文献考证，认为此志系伪刻，做伪时间可能在民国时期。

　　《李观墓志铭》目前所见最早在南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魏仲举编集的《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中提及，此书卷二四收《李元宾墓铭》（李观，字元宾），夹注中多处提到有“石本”。然而，李观拓本在宋元明清以来金石类著作中不见有记载，只是到清末民初，突然出现了韩愈撰书的《李观墓志铭》。宋联奎编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卷十二中著录《太子校书李观墓铭》，记载“无年月，韩愈撰文并正书”“石裂数段，存邑人李氏”。《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据此采录。1934年《续陕西通志稿》卷一六五《金石补遗》也记载有《李观墓铭》：“石方一尺，十二行，行十四字。韩愈撰文并正书。存长安段氏。”《咸长续志》与《续陕西通志稿》基本编集于同一时期，然而前志说石有断裂，存于咸宁邑人李氏；后志却未提到志石断裂，并且说存于长安段氏。如此不一致的记载只能说明二者必有一假，或者说二者均是伪刻。

　　今天我们见到的李观墓志拓本，在浙江大学墓志库有收录（见图），志题《巨唐故太子校书前进士李君墓铭》。此拓本虽有三角残缺，但均不伤及文字，更没有志石断裂的迹象，可见绝非《咸长续志》中所提到的“石裂数段”之石；现行拓本共计有“十三行，行十四字”，此点与《续陕西通志稿》所载的“十二行，行十四字”也不相符，似乎也不是《通志稿》里的志石。不过笔者对比现行拓本志文与《续陕西通志稿》所载李观墓志文本，发现志题、志文完全相同，共计171字。如果志题不单独起行，志文中也不加空格，以每行十四字算，至少也要排十二行外加三字，也就是说至少需要十三行。可见《续陕西通志稿》所载的“十二行，行十四字”有误，“十二”应为“十三”。这样看来现行的拓本很可能就是《续陕西通志》里面所载的李观墓志伪刻。

　　李国钧主编《中华书法篆刻大辞典》著录“《巨唐故太子校书府进士李君墓志铭》韩愈书石，无年月。正书。十三行，行十四字”。此本与现行石本信息一致。《辞典》记载此石被金石学家“褚德彝题为伪刻”，不过并没有说明原因。之所以说是伪刻，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证据。

　　石本志题署“巨唐故太子校书前进士李君墓铭”乃大误。此结衔属大谬不然，一望便假。清梁章钜《称谓录》卷二四载：“唐代有举人进士之名，特为不第者之通称。已及第者乃称前进士。”严格来讲，已及第者通过吏部关试取得春关，等待吏部铨选尚未做官者才称为前进士。志题中李观已经为太子校书，就不可能再称“前进士”了。类似的有《崔迢墓志》，此志撰者属“前乡贡进士楚州刺史郭行馀”，既为楚州刺史，又署前乡贡进士，正是风马牛不相及。正是因作伪者不熟悉唐代科举称谓而露出了马脚。

　　石本题署与传世文献记载不符。韩愈《李观墓志铭》在韩氏文集及《全唐文》《唐文粹》等文献中均有记载。《昌黎文集》和《全唐文》中均作《李元宾墓铭》，明显不是墓志原题，属自拟。《唐文粹》中作《唐太子校书李元宾墓铭并序》，此题符合唐代墓志志题的撰写方式，应该是原志题无疑。而今石本题为《巨唐故太子校书前进士李君墓铭》，抛开署名谬误不谈，也明显与《唐文粹》中志题不符。此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四《李元宾墓铭》夹注提道：“今石刻首题云‘韩愈撰，段季展书。’其后题云‘十一年十二月建立’。”今拓本前无撰书人，后无立石日期，显然不是据唐时原石而拓。拓本中有“韩愈书石”，今据《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夹注知书丹者为段季展，所以志文中“韩愈书石”为撰书，而非书丹。

　　石本行文前后抵触。《李观墓志铭》拓本载：“李观字元宾，其先陇西人也。始来自江之东，年二十四举进士，三年登上第；又举博学宏词，得太子校书。又一年，年三十九，客死于京师。”《新唐书·李华传》载李观“贞元中，举进士、宏辞，连中，授太子校书郎”。由志文知李观二十四岁举进士，三年后登第在二十七岁，《新唐书》载进士、宏辞连中，则是次年二十八岁又参加了制科。制科通过后即可授官，授太子校书应在二十八岁时，那么一年后卒于京师应该是二十九岁，而不应是拓本中所载的“三十九”。李观卒于二十九岁在《新唐书·李华传》及传世文献所载《李观墓志铭》中均可得到验证。“三”应是做伪者不慎将“二”误刻导致。

　　石本书风与韩愈书风不类。千载以来，韩愈虽以诗文名世，其书法亦有可观之处。朱长文《墨池编》载：“退之虽不学书，而天骨劲健，自有高处。余尝见其《华岳题名》，酷爱重之。”今世传韩愈诗帖多狂草大字，启功先生在《韩退之遗墨记》中认为“点画纠结，无复笔意可寻，真伪更难定”。启功认为，“群玉堂刻本无名人小楷曹娥碑卷，眉端有韩公小字题名，自左而右。当时墨迹有所剥蚀，故字有缺笔，然文词固可读也。曹娥碑别有绢本一卷，绢丝残损更甚，文与此同，亦摹于后”。曹娥碑绢本今存辽宁博物馆，其上有“国子博士韩愈、赵玄遇、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同观。元和四年五月二十日。退之题”。观其书风与朱长文所说的“天骨劲雅”一致，而现行的韩愈书《李观墓志铭》则显纤弱流丽，与退之书风差异较大。

　　近年来，墓志研究渐趋热门，墓志及拓片收藏价格水涨船高。牟利者为了抬高刻石身份，往往据传世文献翻刻、伪刻、改刻墓志，以期获取高利。如伪刻张籍书丹的《李嘉隐墓志》，内容上绝大部分取自李泽墓志。伪刻《贾励言墓志》，在墓志首题后另起一行添加“河南伊阙县尉李华撰文并书”，通过增添盛唐著名文士李华撰书来自抬身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出土墓志与隋唐家族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21&ZD2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临沂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