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四川是井盐的重要产地，其产出的川盐不仅行销本省，还远销至贵州（黔边岸）、云南（滇边岸）、湖广（楚计岸）诸省的部分区域。雍正年间，清政府在四川确立了以“计口定引，按引定课，专商认岸”为核心的专商引岸制度。该制度的优势在于明确了四川各州县的盐课额度，确保“国课”征收的最大化。然而，“咸同军兴”后，川盐的销路未能迅速恢复，深陷滞销困境，导致大量盐引积压，盐课的全额征收变得异常艰难。在专商引岸制度之下，川盐的生产和销售环节的流弊愈发严重，成为制约食盐销售和盐课征收的两大障碍。

　　在生产环节，引额与盐产量之间无法实现动态匹配。在雍正和乾隆时期，各大盐厂的生产力获得提升，引外余盐的产量急剧上升，引额急需增加。然而，对于井盐产量的实时变化，朝廷无法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究其原因，在于灶户将实际盐产量上报给川督，川督再题报朝廷请求增引升课的过程较为漫长，造成题增引额与各井灶的余盐数不可能完全吻合。在食盐实际增产与题报增引升课的时间差内，余盐中的一部分被小贩贩往部分州县，另一部分则通过灶户与盐商的私下交易，以“正引夹私”的方式充斥引岸。私盐的泛滥犹如潜藏的蛀虫，侵蚀着专商引岸制度的正常运行。

　　在销售环节，引额与盐销量难以实现动态平衡。在乾隆中叶，四川众多盐井衰歇，雍正时期被地方官员强制签充为“专商”的富户，因无力配引行盐，纷纷告退。迫于食盐督销考核的压力，地方部分州县擅自将原本向专商征收的引课摊入地丁税中，使其成为田赋附加税，即所谓的“盐课归丁”。由于这一做法未经朝廷批准，所以归丁州县每年向户部请领盐引后，伪造商民名册上报，表面上维持着专商引岸制度。然而，地方官员请回的部引本应作为“废引”由盐道封存，盐道却与胥吏、归丁州县串通作弊，允许归丁州县继续领回“废引”，并转卖至其他州县或招募商人代为销售。购买废引的州县和商人利用这些无课的引额，向旺厂配盐，而川省盐厂对州县和商人所执盐引为“废引”一事并不知情，只得为其配销。但食盐的市场容量有限，这些“废引”所配盐斤行销越广，其他未归丁的川省计岸州县，以及川盐的滇边岸、黔边岸、楚计岸的积引就越多，盐课足额征收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为恢复盐岸贸易，解决川盐专商引岸制度的弊害，清廷在光绪三年（1877）七月采纳四川总督丁宝桢的建议，决定“先行筹办黔边盐务改由官运商销”，正式推行官运商销制度。光绪四年十一月，丁宝桢又将滇边岸纳入官运商销制度的管理范围。光绪六年，楚计岸也提归官运。为了防止计岸盐斤流入边岸，清廷还将邻近三岸的部分川省州县划为保边计岸，统一收归官运。根据《筹办黔岸盐务官运商销折》《奏定盐务章程十五条》，川盐改行官运商销制度的内容颇多，主要措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设机构，重新组织引盐的采购、运输和销售业务。新成立官运盐务总局，设于泸州。该局直接负责管理官运全局各项事务，并直接对兼管四川盐政的总督负责。在总局之下，于富顺、犍为、射洪、郁山、大宁等井盐产地分设厂局，并在各销售口岸设立了岸局。其中，厂局负责从井灶收购盐斤，组织船户将川盐运往岸局。岸局则负责收储盐斤，并将其售予该口岸的盐商，再由盐商转输至各地零售。在专商引岸制度下，商人需向地方官府请领盐引，凭盐引到各盐厂提取川盐，然后运输至指定的行销区进行贩售，商人成为川盐收购、运输和销售业务的主要参与者。

　　通过官运制度的改革，从厂局到岸局，引盐采购、运输、发商以及残引的缴销和奏销等业务均由官运盐务局统一经营，商人只需赴岸局缴纳税款即可领取盐斤发售，实际参与的环节缩减至销售一项。这一调整有效地杜绝了盐商与灶户、船户串通进行私盐交易的行为，从而有力地遏制了私盐的泛滥。

　　第二，规范盐引分配机制，集中盐务管理权。鉴于盐道与部分州县官员是引发盐引分配失控的主要责任人，官运改制初期便实行“引由局配”，即“应将此后四岸边计各引，由盐道移送总局，庶事权画一，以便随时随事，相度办理，无误奏销”。这便意味着，在官运商销制度施行的区域内，总局取代了盐道的配引权。光绪四年，清廷增设官引局专门管理盐引，重新规范请引、发引流程，规定“凡有商人请领引张，即向官引局具呈，由官引局员据呈禀送臣（丁宝桢）署，臣即饬知盐道，将应领之引查明号数，转呈到臣，刻即饬发官引局，限定时日，转发各商，具领到厂采配，不准稍有稽延”。这一流程强化了总督与官引局对引张请、颁环节的控制，故而有效地改善了此前盐引分配混乱的状况。

　　第三，设立票厘局，控制余盐流向。在专商引岸制度运行期间，产盐州县大量散漫且难以稽查的引外余盐，一直是私盐泛滥的渊薮。咸丰年间，尽管官府尝试通过设立“盐垣”进行规范化管理，但效果并不理想。例如，“（官府）发给小票，并无票根，亦不给换护票，一票可照数次，一票可卖数人”，“小贩既无票据，经过地方又为兵差商巡鱼肉”。显然，官府仍然难以控制这些余盐的流向。

　　清廷于光绪四年设立票厘局，专门派遣官员进行管理，规定“以每挑八十斤为限……准其挑赴归丁州县售卖”。通过制定章程，严格约束小贩、灶户买卖盐斤的行为。例如小贩到灶买盐，必须领取验票，同时，灶户必须在验票中缝正字大书所购盐斤的“斤数、价值多寡，并加盖某灶字号戳记票根”，照式填写“小贩姓名及某州某县”。交易完成后，灶户将票纸截给小贩，小贩到指定地点接受局员点验，无误后，收回票纸并换给小贩护票，便于销售。由此，“护票”成为小贩合法贩盐的凭证，沿途关卡验票放行，兵役不得无故阻拦。通过规范票据制度，一方面，余盐的流向得到有效控制，另一方面，改变了以往小贩因无票被兵丁鱼肉，“不得不援匪为护符，匪徒亦遂挟其众”的弊病，“余盐难稽”的问题得以有效缓解。

　　川盐官运改制以来，川省盐引积滞的局面得到扭转，如“从前商运行黔及济楚引张、边计套搭，每年约共销黔边额引五六千道，积滞黔边额引自三千道至五千道不等”。官运局开办的第一年，“额行黔边水引及兼办近边之十三厅、州、县额行计引，均已全数销竣，并带销光绪元、二年黔边积引一万零二百八十四道”，黔边岸疏销盐引的成效显著。正如民国学者吴铎的评价，“三十二年之中，每年额引皆完全销竣，除了少数有特别情形的年份外，每年还在额引之外带销积引或余引，约当额引的24%或25%。这种情形在改行官运以前是难以想象的，其成效殆无可疑”。

　　盐引的疏销带来了川省盐税收入的增长，从光绪七年始，每年额销盐引所征收的盐税收入超过一百七十万两，如果加上带销积引的收入，每年的盐税收入均在二百万两以上，“其款项繁巨，实为川省大宗”。随着川盐流通的规范化，百姓普遍食用价格合理的官盐，私盐则因无法在盐价上形成优势而逐渐失去市场。这表明，川盐官运的改革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重大策略，实现了官府与民众的双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川盐官运改制研究”（21XZS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