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人是跨文化沟通的重要媒介，在汉代国家治理与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汉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多层次、多民族的翻译群体，其活动贯穿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是汉代边疆拓展、民族交往融合与丝路繁荣的有力支撑。

　　汉代设置官方译人

　　中国古代对翻译人员的称谓早已有之，周代称译官为“象胥”，《礼记·王制》中按方位区分译人称谓，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至秦汉逐渐统称为“译”。汉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疆域拓展与民族交往频繁，译人在中央与地方均有设置。中央机构中有专职译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在秦设典客掌归义蛮夷的基础上，西汉武帝在大鸿胪下专设译官，以令为长官，译官丞为副。西汉还设典属国管理降附蛮夷，其下有九译令执掌翻译事务，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典属国省并于大鸿胪后，九译令也当并入译官令。服务皇室的黄门署也设有译人，《汉书·地理志》记载“有译长，属黄门”。

　　地方行政体系中，边地军政机构普遍配置译人。肩水金关汉简记“居延都尉胡驿一人□□”，胡驿即胡译；悬泉汉简反映了玉门都尉下属有匈奴译。《资治通鉴》记载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蜀郡太守聂尚任护羌校尉，“欲以恩怀诸羌，乃遣译使招呼迷唐”，后又“令译田汜等五人”护送迷唐前来拜诣者返回。和帝永元五年护羌校尉贯友，曾经“遣译使构离诸羌”。西南边区的行政机构同样设有译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明帝时期，益州刺史朱辅招抚白狼、槃木等百余国，“白狼王唐菆等慕化归义，作诗三章”。犍为郡掾田恭与白狼等夷人相熟，通晓其语言，他译出的《远夷乐德歌诗》“大汉是治，与天合意。吏译平端，不从我来”之句，反映了译人参与边政的史实。此外，走马楼西汉简证实长沙国因有大量少数民族，司法行政部门也存在译人群体。

　　汉朝在实行羁縻统治的地区设置译人，以西域最为突出。《汉书·西域传下》记载该地“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西域诸国设有译长一至四名不等，均由当地人充任。他们需佩汉朝印绶，在名义上属于汉朝地方官吏体系。译长之下是否有其他译人形成层级化翻译管理体系尚不清楚，但王子今和乔松林认为“译长”可能是“译人”首领，其下译员人数或许更多。

　　汉代译人构成的多样性

　　汉代译人群体的构成呈现出多民族、多阶层的复杂面貌，既有接受系统教育的汉族士人，也有精通双语或多语的少数民族人员或外国人士，其知识来源与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共同构成汉代翻译体系的人才基础。

　　汉族译人中，有儒学教育背景的士人占重要地位。博学儒士周堪在汉宣帝时任大鸿胪“译官令”。汉代选用儒士为译人，当与官方教育体系中的非汉语教育密切相关。《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朝“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东汉儒宗苏林注“五方书计”为“五方之异书，如今秘书学外国书也”，这表明汉代中央官学设有非汉语教育课程，培养通晓“五方之语”的人才。相夫公主在长安上林苑学习乌孙语为嫁入乌孙做准备，亦是官方开展非汉语教育、学习异域文化的一个例证。

　　在地方行政系统，汉族译人多由熟悉边地民族语言的基层官吏担任。上述犍为郡掾田恭作为郡守属吏，因长期与白狼国等夷人交往而通晓其语言。东汉护羌校尉聂尚“招呼迷唐”与贯友“构离诸羌”所用译人，也应为熟悉羌语的边郡官吏。这类译人的语言能力主要源于地域交往实践。

　　少数民族人员在汉代译人中占重要地位，其构成包括周边民族降附人员、边疆土著及跨境流动人员等。张骞首次出使西域，“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学界一般认为胡奴甘父为匈奴人，是张骞的口译随从。西域诸国佩汉印绶的译长由当地人充任，且有给汉朝使者提供土著译人的传统。另外，汉简中明确有“匈奴译”“羌译”“羌胡译”等称谓。如悬泉汉简载“尉史宣敢言之：戎邑给敦煌郡羌译一人，有请诏。今谨遣羌译板里男子妾南以县牛车传送续食谒……”（VT1511⑤:2A）。“羌译板里男子”名妾南，不似汉名，可见匈奴、羌等少数民族人员在汉廷边郡机构中担任译人。王子今指出，由少数民族聚居的“戎邑”向敦煌郡提供羌译，展现了当时特殊人才输送机制。

　　汉代有女性译人，但相关记载较少。居延汉简“诏伊循候章发卒曰持楼兰王头诣敦煌留卒一人女译二人留守余”。此简记录了元凤四年（前77年）傅介子诛杀楼兰王的后续事宜，也表明两名女性译人在此次特殊军政任务中承担了留守翻译工作。

　　东汉时期随着佛教传入，出现佛经翻译人员，包括中外佛教徒和居士。《高僧传·译经上》载明帝永平年间，中天竺人摄摩腾、竺法兰至洛阳共译佛经。另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大月氏人支娄迦谶和支曜等也入居洛阳译经。安息国居士安玄游商至洛阳后“渐解汉言”，与汉人沙门严佛调合译了《法镜经》等。

　　汉代译人架起文化沟通桥梁

　　汉代译人作为跨文化沟通的纽带，其社会角色多重、功能广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政治领域，译人是中原王朝与边疆民族沟通的关键人物，协助或直接参与边疆治理和民族事务。如傅介子借楼兰译人引诱并斩杀楼兰王，帮助汉朝实现对西域门户的控制。王莽辅政时期，借助译人“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汉朝遂设西海郡，势力得以向西深入；新朝时期，朝廷派译人“出塞诱呼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以分化其势力。《远夷乐德歌诗》中白狼国等夷人颂扬汉朝“吏译平端”，明确肯定了译人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对于边疆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在外交活动中，译人是汉代“重译”交往体系的核心组成。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前，康居就“重译请朝，稽首来享”。东汉和帝永元六年，班超击破焉耆后，西域诸国纳质内属，“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另有“日南徼外国重译贡献”。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无疑也需“重译”沟通。这种多重翻译交流，凸显了译人在远程外交中的关键作用。

　　在经济领域，译人是陆海丝绸之路贸易的推动者。西汉黄门属下译长携带黄金杂缯入海贸易，远至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学界认为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凿空之举，连通中国和印度，与张骞凿空陆上丝绸之路相呼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永元九年，域外蛮人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获汉丰厚赏赐，正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新疆汉代遗址及广西合浦汉墓出土的大量异域文物，进一步印证了译人推动下汉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

　　在文化传播方面，译人是不同文化的理解者与阐释者，推动了多元文明的交流融合。益州刺史朱辅让懂得白狼国语言的田恭“讯其风俗，译其辞语”，深入了解夷人风俗。田恭将翻译的三首夷人乐诗呈献汉廷，推动了少数民族文化向中原地区的传播。《远夷怀德歌》中写道，“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见盐谷。吏译传风，大汉安乐。携负归仁……传告种人，长愿臣仆”，凸显了译人与官员共同向荒服夷人传播汉文化。佛经翻译者将梵文佛经译成汉文，既宣扬了佛法精要，又丰富了汉语词汇。

　　总体而言，汉代译人以其设置的系统性及人员构成的多样性和社会功能的广泛性，构建了汉朝跨文化沟通体系。他们不仅进行语言文字的转译，更承担起协调关系、传递文明的使命。通过他们的努力，汉代实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有效联系与深度融合，推动了陆海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为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发展和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世的翻译工作及不同文明的交流产生影响深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