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文化抗战”这一无形战线同样承载着民族救亡的重任。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一大批高校和学术机构向抗战大后方迁移，当时的中国学术文化中心由此发生转移，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创办了不少报刊，1941年创刊于贵阳的《文讯月刊》便是其中之一。该刊的出现具有深刻的反战隐喻和文化坚守，不仅见证了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以笔作战”的学术抗争，更成为文化薪火相传的桥梁纽带，在民族精神存续和战后中国学术体系建构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文讯月刊》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其最初的创办宗旨就明确体现了战时需要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首任主编谢六逸在该刊《创刊辞》中这样写道：“出版事业的兴衰足以代表一国文化的升降，而今日的贵阳已成为后方的重镇。本局（指贵阳文通书局——引者）同人有鉴于此，拟定编辑计划，按期出版，使精神食粮，无论在战时战后，都能够接济不断。”可以说，创刊之始，《文讯月刊》就自觉担负起抗战和文化传承的使命，是链接内迁学者和保存学术火种的交流平台，更是维系战时民族精神命脉和中国传统学术文脉的堡垒。

　　值得一提的是，《文讯月刊》在当时物资极其匮乏、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出版质量和学术水准，这不仅得益于文通书局较为完善的出版体系，还得益于当时内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大夏大学等众多高校学者的大力支持。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谢六逸担任首任主编，保证了刊物的学术和专业水准。其作者团队亦可谓“群星云集”，包括茅盾、朱自清、叶圣陶、巴金、陈瘦竹、洪深等当时的诸多文化界名流。他们以保存文化火种、凝聚民族认同和激发抗战意志为共同目标，以笔为矛深耕在文化抗战一线，在文学、戏剧、小说和评论中点亮“纸页星火”、铸就“墨痕长城”，构筑了战时贵州独特的文化和学术共同体。可以说，《文讯月刊》不仅是抗战大后方文化建设的杰出代表，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之际以学术、文化抵抗暴力征服的行动宣言。

　　《文讯月刊》是一本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内容涵盖文学、历史、哲学、民族学以及地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呈现出开阔的文化视野和兼容并蓄的编辑特色。正因这样的办刊理念，《文讯月刊》成为一个多学科交融对话的文化阵地。检视各期内容可见，其刊载的文章以文学创作、学术论文、时事评论、书评、美术作品为主体，偶尔刊载贵阳文通书局的出版信息，其中既有传统的历史考据类文章，也有针砭时弊的新锐理论探讨；既有传统学院派的精深研究，也有契合大众需求的知识普及。譬如，《贵州人之营养问题》（罗登义）、《社会福利施设是些什么》（蓝淑华）、《盘尼西林的发现》（罗荫庭）等属于科普文章，也有丰子恺的绘画和黄永玉的木刻作品，这种雅俗共赏的编排既满足了大众需求，又提升了审美趣味；季羡林的《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费孝通的《中国社会学的长成》和顾颉刚的《西北考察日记》等，关注战时社会变迁和制度建设，既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又回应了战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同时，该刊还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和学术成果。譬如，该刊发表《介绍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苏·古舍夫作，郭兢天译）以及译介雨果、裴多菲等外国作家作品，某种意义上是将中国抗战纳入世界反法西斯叙事的例证。

　　此外，该刊的时事类文章《敌情估计》《太平洋战争与中国》等短评，主要报道时政动向，是当时民众获取战时消息的重要来源。正是这种开放包容的编辑思路，让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思潮都能在该刊“表达发声”，呈现出一种战时“思想共生”现象，也使得《文讯月刊》在战时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坚韧且旺盛的文化和学术生命力。

　　从更加广阔的历史视角进行审视，《文讯月刊》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刊载的内容和文化传播，更在于它于特殊历史时期所承载的学术传承作用，这里面镌刻着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这一时期，受外部环境影响，中国学术、文化、社会等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学术机构被迫解散，东部高校被迫内迁，许多宝贵的研究资料遗失严重，学者们的工作和生活遭遇各种各样的困难。此时《文讯月刊》坚持出版，不仅为学术界、文化界提供了一块比较稳定的园地，也让中国学术在战时得以顺利延续。在整个编辑出版过程中，《文讯月刊》始终坚持抗日救亡、文化救国和抗战必胜理念，积极宣传新知识，启蒙民众，唤起大众的爱国情怀，恪尽文化服务和文化抗战职责。同时，该刊还十分注重发掘和培养青年学人，1946年的《复刊词》中就指出：“青年是时代的新芽，是将来时代的开创者……希望中学生、大学生们肯尽量的把写作寄给我们，让我们开辟一个‘青年园地’。”《文讯月刊》专门针对年轻学人的栏目刊发了当时一些青年学者和学生的研究成果。很多后来成名成家的作家、学者，如汪曾祺、金克木等，都在《文讯月刊》上发表过作品。该刊对青年人的提携和支持，一方面积极促进了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也为年轻学者的成长提供了平台和条件，对中国学术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长远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文讯月刊》从1941年创刊到1945年停刊，1946年复刊，1948年再次停刊，刊载各类文章近千篇，在中国现代学术出版史和发展史上的影响力是持久和深远的。该刊不仅在抗战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当代中国学术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一方面，《文讯月刊》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国学术、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文献，与同时期的《思想与时代》《现代文艺》《国文月刊》等共同组成了抗战时期中国学术研究的期刊谱系。刊物所秉持的“学术之社会化、全民化”以及“增加民众之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提高民族文化，促进民众之现代常识”等理念，昭示了学术文化构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意义。同时，该刊所呈现的学术研究“由东向西”的转移演变趋势，翔实反映了战时中国学术的发展走向，是后续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的重要历史参考。另一方面，《文讯月刊》作为一本诞生于贵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在贵州和地方文化建设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该刊对贵州本土文化与西南地区民族研究等方面的关注和记录，以及发表的关于贵州历史文化、地理、民族等方面的论文，不仅丰富充实了刊物内容，也为地方文化建设和研究保留了第一手资料。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